一个政权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财富,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税收天堂的乌云
清代中国,居然是低税率的天堂,这是出乎后世大多数人的想象的。在列强入侵之后,低税率固然是出于坚船利炮的威逼,而在这之前,低税率则更多是为了“嘉惠远人”的“圣主立法”。
康熙在开放海禁的圣旨中明说,开放的目的是“彰富庶”。在康雍乾三代皇帝涉及关税的重要讲话中,往往加上“区区”二字——区区关税,以强调海关征税不是为了敛财,而是为了传播中华帝国的光辉形象。低税率,就是这种讲政治的产物。
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研究,当时中国的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
即便如此,天朝的海关依然饱受诟病,原因在于:显规则的关税虽然低廉,却从来都是“内部文件”,没有公开正式颁布,这导致各地官员任意解释、自由裁量,潜规则的勒索十分高昂。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事实上,税并不特别重,而且都被巧妙地掩蔽起来,因此也不显著;但是人们对政府官吏的勒索总是斤斤较量的,不知数额的勒索总觉得特别重,所以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
潜规则大大抬高了外商们的实际负担,据马礼逊记载:“非法和额外课征都在真正帝国关税的4倍以上,而对于一项极重要的货品(棉花)竟公然提高到10倍。”
潜规则激起了外商们的不断抗议。1715年,东印度公司就向粤海关提出了几条要求,其中有:“海关监督须保护外商不受官吏们的欺侮和勒索,这些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的税收和勒索,而这些本来是被禁止的。”
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其中一项使命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马戛尔尼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多次强调了对“钦定税则”的尊重,但希望取得文字上的明确认可,以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取缔一切法定关税之外的收费。他并没能得到帝国政府的明确回答。
潜规则的杀伤力十分巨大。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的最大的贸易冲突,就在于英国商人希望“推翻广东官吏以对外贸易自肥的整个制度”(《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若干年后,挟鸦片战争胜利的余威,英国特使璞鼎查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依然认为引爆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粤海关与随带之衙役,左右勒索,额外苛求,以致正饷加倍三四,系英人不服,致启衅之大端。”
讲政治的税收天堂,终于被不讲规则的潜规则乌云彻底遮蔽。
1805年的广州港
行贿基金靠集资
1770年代,当广州的商人们决定成立一种特别基金,用于应对政府的勒索时,世界也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这一基金,由每家行商缴出利润的10%,而其作用,除了作为参与者们的行业互助保险外,主要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西方的史料,干脆称呼这是“行贿基金”。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创新,很快就国际化: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也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作为“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中外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
“公所基金”的主要开支,就是应对政府的勒索。外商们统计出的这类支出,数额是惊人的。东印度公司查明,在1807年至1813年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剑桥晚清史》),约合如今人民币1亿元。
催生行贿基金的制度根源,除了海关制度外,还有财政制度。“由于合法化的和经常的额外征课,以及由于征收人员为自己而征收的无定额的摊派,而这种摊派的征收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漫无限制,听凭征收者为所欲为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公所基金”作为行贿基金,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私人孝敬,自然不在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而要由行商们自行解决。
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财富,自然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而这种聚敛却仿佛有独立的生命,不断地自我壮大,令各方都难以停歇。
此时的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处境一样,都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政府需索,又能满足商人图利的高利润商品,东西方的视线开始聚焦到了一起,那就是鸦片。
救命的行贿名单
叶恒澍杀人了,而且据说杀的是官场的同僚,却成功地逃脱了死刑。有限的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载他的案情,各方所关注的,是他凭什么能够免死。
他并非什么达官显贵,论官职,仅仅是通过捐官获得了“州同”的虚衔,最多算是科级干部;论财富,他也就是一个小老板,在澳门拥有一艘渔船,雇人打渔。
然而,这位小名“阿西”(Asee)的广东人,却在1821年(道光元年)创造了大清帝国司法上的奇迹——最后仅仅以贩毒罪名而被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
在写给朝廷的报告中,广东地方当局只字没有提及叶恒澍行凶杀人之事。尽管在华西方人的记载中,众口一词地说他是因为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而被捕,但这些罪名严重的指控,在中国正史中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这也就是一个简单的贩毒案。案情为:道光元年七月,叶恒澍船泊娘妈阁,偶遇来澳门贸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陈五。陈告诉叶,有一批鸦片,每斤12银元,问要否买进。于是叶与同伙一起凑集1320银元,向陈购入110斤,旋以1斤16元洋银的价格,售与一不知名的墟客(市场客商)。
杀人罪改成了贩毒罪,只因为叶恒澍有一个特殊身份,他为澳葡当局的一个基金服务,而这个基金的唯一作用是向大清国的官员们行贿,以换得他们对鸦片贸易的睁眼闭眼。当叶恒澍因杀人被捕后,在审讯时故意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惊动了这张遍布广东官场的鸦片保护黑网,有关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以重罪轻判换取他的沉默。
这个基金的设立,其实也得到了大清海关官员们的“暗示”。一项新的海关法律规定,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前,必须接受大清官宪临场检查,如发现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这一打击鸦片走私的举措,被官员们当作了权力“寻租”的大好机会,而深谙大清国情的葡萄牙人,立即与时俱进地设立了行贿基金,羊毛出在羊身上,以维持鸦片贸易的和谐局面。
这个基金,由澳葡当局动用公权力直接征收,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要缴40银元,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人民币计1400万元),绝非小数目。
叶恒澍靠着对行贿名单的掌握,捡了一条性命,但这却刺激了那些感觉自己被绑架的官员们,他们最有力的报复手段,就是对鸦片贸易设置更多的壁垒。
【摘自:《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雪珥[澳] /著 金城出版社】
图书信息
书 名: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作 者: [澳] 雪珥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书 号:9787515517445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定 价:69.80元
海外学者雪珥截取晚晴国运几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点,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故事……
内容简介
晚晴国运,早已尘埃落定,甚至似乎成了老古董,但百年来国人未必看得清楚——鸦片战争,究竟我们败在何处?八国联军侵华,是否就只留下满腔义愤?辛亥革命,帝制被弃之如敝履,我们还丢掉了什么?
海外学者雪珥截取晚晴国运几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点,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故事——鸦片战争,其实背后隐藏着中英两国的国际贸易冲突。八国联军除了给我们带来了耻辱,也带来了另一个文明的镜鉴。辛亥革命中ziu为悲催的那些人,他们的命运也预示着之后共和国国运之多舛。晚晴“国企”的浮沉,也让我们看得似曾相识。《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至今仍足堪医国者忌!
作者简介
雪珥,原名蒋文胜,澳大利亚华裔学者。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
雪珥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李鸿章政改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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