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庆山：不做安妮宝贝之后

原标题：独家专访庆山：不做安妮宝贝之后

庆山：“我的正事后来只剩下两件”

本刊记者/古欣

本文首发于总第895期《中国新闻周刊》

去年夏天，庆山每天闭门写《夏摩山谷》。早上五六点起床，八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午饭后休息半小时，再写到下午四点。她感觉自己在一个深山洞穴里，几乎不停歇，累了就在沙发上躺十几分钟，缓过来后又继续。这是她习惯的写作方式，“穴居”、日以继夜、当作体力活儿。写到最后，是她被小说拖着拽着往前走。一种喷涌的感觉出现，之前从未有过。

每写完一部作品，她都感觉满意，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有种腾空感。读者反馈是她重要的动力来源，她喜欢在书里、在访谈中，引述读者的来信，诉说着阅读感悟或她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她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邮箱、微博公开在每本书的封页。在微博上，她有一千多万粉丝，读者留言诉说迷茫与苦恼，常常与正在经历的情感有关，她则抽取若干给出解答。

春节期间，她去南方的山上住了几天。“看被冰雪压断的竹林，荒废的古老寺院，走山路去寻找山谷的瀑布”，感觉很好。庆山的生活简单，她的编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旅行又不写作的日子，她待在家里，可以盯着杯子里的茶叶看一下午。

“写作、旅行， 我的正事后来只剩下这两件。”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事最后都变成了一件事，“研究自我” ：无论是亲密关系中的自我检视，还是旅行中自我放逐与疗愈，都变成写作里孜孜不倦地被剖析的“自我”。读者被此“自我”吸引，也引发种种争议。

争议之书

《夏摩山谷》是安妮宝贝改名庆山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像过去的每一本书的问世，这本书再次激起读者强烈的好恶。

三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夏摩山谷。在小说中，夏摩山谷被设定为理想乌托邦，女性经历了情感的困惑、摧毁与抉择，在这里重建信仰，获得精神重生。小说中，庆山通过设置三组人物不同的结局，隐喻“爱”的不同境界：远音在情人离世后最终释然，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如真在经历错爱遇到真爱携手归隐；而雀缇却为了惠泽众生放弃与爱人相守。相同的是，在主人公奋力地自我清洗与超越时，都少不了佛教信仰与佛学思想的提携与帮助。

对庆山而言，在这本书中，“说出观点”是最重要的。具体而言，就是表达这几年通过学习与实践后，自己对佛学思想的感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采用小说形式，是因为故事与人物能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比起直接给出结论，故事的形式更有助于读者的体会与理解；人物也是如此，在他人的命运中，读者可以自我参照与印证。

但现实却是小说激发了两极的评价。有读者给庆山来信说，被她的文字感动流泪，身心获得净化。另一些读者则对小说展开激烈批判。他们尤其反感小说里详细描绘一个“铝镁合金和聚碳酸酯材料制成的”名牌旅行箱，“分手就要一百万”的主人公。小说中一些与从前作品相似的类型化的人物与故事设定，也被认为是没有突破。

庆山曾表达过，描写女性经历负面关系，意在说明这些关系带来的情绪与伤害可以转化为开悟的契机。她解释，如果读者“过分纠结于作品物质、社会伦理层面的细节，其实是站在故事的外围打转儿，没有入门”。 对这些读者，她画一个圈，将之撇在外，“他们也许应该去阅读一些类型或网络小说，不应该来阅读我的作品”。

畅销之困

庆山期望通过故事表达哲理来信服读者，或许是表达想法的愿望过于急切，她安排很多说理性的句子，直接由人物口中说出。“在这本书里人物之间经常对答。这些出题和解题的过程，本质上是我一个人在问，一个人在答。”接受《收获》专访时，庆山如此说。这导致很多读者觉得，“感觉小说的许多人物只用一种口吻说话”。

在庆山看来，人物只是表达哲理的棋子，只要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了，读者将之看作一本小说还是一本哲学书，并无所谓。有评论者称，庆山的小说里“一般都潜藏着自我解释的系统”。傅小平、木叶等青年评论者都曾指出庆山的作品，主观性的评析与介入过多。这些创作倾向延续到《夏摩山谷》中。虽然在上一本小说《春宴》的序言里，庆山曾反思这样的写作方式是任性的，但她却不打算妥协或改变。她希望读者能主动接纳她的体系，放弃各种情绪与前见，进入她想表达的深层内核。

也许庆山忽略了，既有 “任性”的作者，也会有“反叛”的读者；读者不仅仅会服从作者、往往还会拆解作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经验而来。正是因为她的私人化写作，倾注了真实的自我，塑造了个性鲜明而真实的形象，一些读者可以从中体验到共鸣的抚慰。而对另一些读者，作者过分的自我声音，会变成一枚利矛，戳破了小说的“虚构”之境，消解作品提供的沉浸式体验。当原本躲在皮影戏幕布后的提线手走向前台，文本变成一个人的左右互搏，作者本人与作品中人物界限会愈加模糊，而“反叛”的读者，带着对作者意图的窥察与怀疑，很难再与作品产生贴肤的共情。

这涉及作者应该与自己的人物保持何种距离，应该隐藏还是表达自己的声音，成功的人物塑造是否应某种程度超越作者的意志而具备独立性，以及一部作品应该是单声部，还是多声部等一系列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文学观念史中也从没有停止，庆山也选择了她的方式、做出她的探索。她觉得因为自己的写作早已抛却了一切文学的坐标系，实属“一意孤行”，也因为自己是“畅销作家”，这些年被轻率地贴上了很多标签。

自我之变

在庆山眼中，这些年她在书写小说时所调用的自我，不论从储备、观念、心态而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小说中也有直观体现。《夏摩山谷》里，男性不再只是关系中较量的对手，或者女性自我成长过程中需要突破的阻碍，他们第一次充当起女性精神上的引领者。庆山试图向读者揭示，两性之间可以朝向更高的精神追求，结成志同道合的伙伴，发展更加克制、超越、平和的关系。

很多读者觉得，庆山的写作更“稳”了。从激越而锋利体验书写转入宁静深沉的思辨，见证庆山生命状态的改变，“我的写作基本上就是符合自己的生命道路。” 庆山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年轻时候我是个性格强烈的人，意志坚定，情感充沛，也很刚硬、倔强，带着偏激，也比较叛逆，是那种一意孤行的人。”在《眠空》《素年锦时》《月童度河》多部散文集里，她一再探究这种性格的由来并试图自我修正。

“二十七岁前，我身上兽的成分占很大。”庆山曾这样写道。上学之前，庆山被寄养在乡下，野蛮生长。童年的暴力游戏让她印象深刻。五六岁，她去住在对面楼上的一个男孩家玩，两人玩着玩着就厮打起来，都想制伏对方。回到家之后，满头大汗，辫子散了，脖子上有指甲划痕。母亲问怎么回事，她撒谎说一直在跳皮筋。心里晓得大人知道了要骂，隔天又瞒着所有人独自前往，每次去男孩家路上，“穿越那个光线阴暗气味潮湿的大厨房，往高高的木楼梯上爬，心跳格外剧烈”。

这种危险游戏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通过伤害可以“确认自身的存在感”。在她最早的小说集《告别薇安》里有一篇《七年》，讲述一对恋人通过互相伤害的方式来感受相爱。

那时的庆山是孤独的。从乡下的祖母家被接回家后，她与父母始终不亲密。父亲忙于刺绣厂的生意，母亲性格急躁，家庭氛围不和谐。在散文里，她不止一次地回忆，小时候父母很少带她去电影院、游乐场、逛公园，到了青春期，更是可以同处一室却好几天不说一句话。她的性格变得内向独立又敏感，离家出走，早恋，从外界找补偿，也读大量文学作品和暗暗流行的地下文学。

在《素年锦时》和《眠空》里她自我反省，年轻时的自己对情感有强烈的匮乏感，迅速展开又迅速终结与他人的关系，却缺乏信念，对如何相处也毫无概念。书写是宣泄情绪、整理思绪的出口，但并不能解决现实相处的种种矛盾与失望，更不能给她答案。曾经文学艺术是她最重要的食粮，但随着时间推移她却越来越认为，文学艺术在本质上无法究竟。

她阅读大量宗教典籍，禅宗、金刚乘、基督教、印度教、萨满、甚至印第安文化，寻求整合古人的智慧，最终确立“学习（被验证的哲学或教育）、服务（写作是其中的一部分）、相爱（尽量扩大认知的边限）”三个办法来使自己自愈，来面对人的存在无从弥合的局限。写作的意义也转换成了梳理与分享认知的方式。

远方之境

几乎所有庆山的小说都发生在旅途中。无论是《夏摩山谷》，还是《莲花》中的墨脱，在庆山的小说中，永远有一个等待抵达的彼岸，那象征追寻、超越、与圆满。这些故事通常遵循相似的模式，都市边缘群体或中产阶层在经历情爱、死亡、或俗世名利的无常幻灭后，踏上前往远方自我追寻的道路。“ 这大概跟我自己的性情有关，我喜欢流动的场景，变化的日常，陌生的人群，未知的事物。”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外界批评故事模式化，她辩白，日光之下无新事，每个人的生活无非是情爱、父母、家庭、个人发展这些。她习惯从人与人的关系与自我观察切入，与时代相比，更关心人心内部。她的生活简单，不爱交际，兴趣不在现实生活，生活中不看报纸、杂志、电视。她会定期闭关，闭关期间不与外界来往、接触。“这是集中地面对自己内心，清理和整合各种觉悟的好时候。” 刚到北京时，她住在三里屯，现在索性搬到郊外，闲时在家做家务、种花、喝喝茶、做手工、收集古老的珠子，都让她感觉放松。

“作家需要的不是庞大的信息，而是敏锐的感知。” 庆山认为，尽管不工作，她阅读、旅行、听闻，也可以保持与世界的接触，她与陌生人之间的问答、书信，可以直抵人心深处。但某种程度上，去信的读者与作者因为分享相似的体验与关心，构成了认知上的封闭。“日光之下无新事”也有可能是因为接收的信息大部分是某个向度重复增强的反馈，这是也许作者本人都未曾察觉的问题。

这种对远方的好奇与自发的行动，从童年就有端倪。小时候春游，其他小朋友跟着老师朝山上爬，她看见了路旁的杜鹃花，想不通为什么要跟着一群人爬石梯，一个人脱队去山谷漫游，被老师寻过来，严厉呵斥。十六岁，她幻想可以离开家，去哪里无所谓。她常常一个人逃课，坐大巴去附近的城市待一天，在景区的湖边呆坐一下午。

对远方的向往里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她曾觉得自己生活的家乡闭塞，周围的人们只关心俗世生活，而自己不属于那里。苦闷中她开始在网上写一些风格颓废的小故事，情绪锋利却不乏真实，激起了读者的共鸣。

文字为她带来离开银行的机会，她不顾父母反对，辞职离开家乡，辗转于南京、上海、北京，在杂志与网站当编辑。2001年，她漂去北京，那一年她27岁。不久她辞去最后一份工作，成为完全独立的写作者。“瘦，短发，精力充沛，内心无凭靠”，在散文中她这样自我描述，经常写稿整日，半夜十二点下楼，去超市买个三明治回来吃。

当大城市从曾经的远方转化成此时此地，它对庆山的吸引力也迅速消退。雾霾、交通阻塞、人心冷漠、欲望泛滥，这些年她在散文中与小说里，不断批评这种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也引起了争议。

旅行变成离开的另一种方式。徒步深入山区，观看生活在边陲的人们，物质条件艰苦，与外界不通信息，让她看见世界上人们存在方式的巨大差异。二十几岁，她偏爱东南亚的旅游地，热带生命力蓬勃，喧嚷热烈的人世对长期独居的都市人是一种抚慰。现在她喜欢尼泊尔，印度，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这些地方心灵磁场强烈，能够带给人净化和增进心灵力量。”

古书是她心中另一个“远方”，庆山觉得自己需要的感受纯度很高，普通的人或事物无法提供这种纯度，但在书中有。“古代的大量哲学、宗教文明、圣贤与智者，他们留下很多记录，留下真理与智慧。”通过学习、实践将书中的智慧化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纯度很高的生命体验。是现有的时代无法提供的。”

在她的小说里，古都、远地、乡村都化身成与现实对照的乌托邦。那里，世俗与宗教生活并存，人们还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生活不富裕，但神态安详，内心平和，不似大城市这般人心沉沦。她在《夏摩山谷》里描绘印度，“即便表象无序与混乱，内在保持平衡。”而印度人“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就可以与外界相安无事地活下去。并且神态安静。”早在多年以前，西方的旅行者也曾将遥远的东方理想化为解决自己文明种种病症的场所。而如今，庆山所做的似乎差不太多。

《夏摩山谷》写完后，她计划再一次从云南或从成都进藏。她强调，要按地图的路线，搭乘当地交通工具，一站一站往前走，尤其是，要住在沿途陌生村庄或小镇。三年前，她这样走过，最后抵达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