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田广林陈晓菲|辽朝南京地区的海疆、海口与港口
作者简介:
田广林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辽海文明史研究。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著有《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
陈晓菲
辽宁师范大学辽金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摘要:辽朝南京所属的东部濒海地带,有着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传统。这一地区的大陆海岸线北起今戴河河口,南到界河(今天津市海河),由北到南,依次分布有滦河、蓟河、海河等重要入海口。当辽之际,在平州、卢台、军粮城等处曾辟有转运港口。这一带的海事活动,构成了辽朝南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辽代南京 海疆 海口 港口
辽朝立国期间,在行政管理上曾有五京之制。其中的南京地区,背负燕山,西倚太行,东临渤海。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辽朝南京地区不仅位处我国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牧业文明的接壤地带,同时也是古代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区域。史载辽朝南京治析津府(今北京市),除了直辖析津、宛平、昌平、良乡、潞、安次、永清、武清、香河、玉田、漷阴11个县外,还另辖顺、檀、涿、易、蓟、景6个刺史州。析津府以外,辽朝南京治下还有一个上节度使州——平州(治今河北省卢龙县)。该州除了直辖卢龙、安喜、望都三县外,又另辖滦、营两个刺史州。当时的辽南京所属地域,大体上相当于今距马河以北的河北省北部、北京市全部、海河以北的天津市大部。其中,辽属平州今地为河北省的唐山市和秦皇岛市一带。此地东南濒临渤海,西北凭倚燕山,锁控辽西走廊,地连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地区交通往来的咽喉要道,在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析津府所属的潞、香河、武清等县,也属濒海地带。
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辽朝南京所属的东部濒海地带,有着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传统。当辽之际,这里的海事活动,构成了辽朝南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有关辽代南京地区的海事研究,除了施存龙《辽代南京港》一文对南京城及周围的漕运、河道状况进行初步考证之外,几乎还处于研究的盲区状态。本文旨在全面爬梳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试就辽代南京地区的海疆、海口与港口问题,进行讨论。
一、南京地区海疆的形成与确定
辽朝南京地区的海疆,是随着辽朝对该地区的争夺而逐步形成并获得最终确定的。这一地区在唐为幽州大都督府属地,唐末五代以来,曾先后分属河北藩镇割据势力刘仁恭、刘守光和五代政权。打从先辽之际的遥辇汗国晚期开始,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就是契丹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
据《辽史·太祖纪》,从唐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继任遥辇军事统帅,至辽太祖七年(913)晋王李存勖攻拔幽州擒杀刘守光,阿保机曾统帅遥辇汗国和新兴的辽朝兵马,频频南下进击割据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
神册二年(917)晋将卢文进北奔辽朝后,多次引领契丹攻掠已隶属后梁的幽、蓟一带,“契丹由此益强”。神册六年(921),辽太祖再次南出古北口大举攻梁,“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天赞元年(922)太祖以次子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北”。天赞二年(923)正月,德光“克平州(治今河北省卢龙)”。同年二月,辽太祖进驻平州,“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从此,冀北辽西傍海廊道的平州一带,正式归属辽朝。
辽朝太宗当国之际,继续推行南掠中原的既定国策,在攻取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的同时,多次略地云(今山西大同)、武(今河北宣化)、阳(今河北顺平县东南),定(今河北定州市)等州。天显九年(934),后唐明宗养子潞王李丛珂废闵帝自立为帝,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乘乱起兵反唐,并以事成之后“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条件向辽朝求取援兵。同年八月,辽太宗自将契丹兵马南下赴援。天显十一年底,后唐灭亡。天显十三年(938)十一月,晋遣使入辽,正式把“割幽(今北京)、蓟(今河北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市)、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十六州的图籍献给辽朝。至此,燕云地区全境正式划归辽朝所有。为了庆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辽太宗下诏改元会同,并“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
后周世宗在位之际,立志收取燕云,统一全国。后周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959),周世宗亲统大军北上伐辽,接连攻取了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宁(治今河北省青县)三州以及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市)、淤口关(今河北霸州市东信安镇)三关及其以南之地。周“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中原史官记此役之功曰“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在《辽史》中的记载则是应历九年四月,“周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陷瀛、莫二州”。这里的“三关”,与周人的说法相合,而周人所说的“三州”,在《辽史》则未见宁州。至于周人“县十七”的说法,在《辽史》却作“十县”。如《兴宗纪》:“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萧孝穆传》载兴宗“每言及周取十县,慨然有南伐之志。”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辽以关南之地之争再起兵端,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与宋签订了“澶渊之盟”。关于辽宋结盟通好后的具体疆界,在双方于北宋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1042)再次达成“庆历和议”时的誓书中称“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前来银绢,搬至雄州白沟交割”,这便是“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以白沟河为界河的原始根据。
白沟河是海河水系五大河流之一大清河的主要支流,其上游古称巨马水,今作拒马河,此河包括西东流向的北拒马河和北南流向的南拒马河两大流段。其中,北南流向的南距马河流入河北省高碑店市境后汇入白沟河,流过雄县境后汇入大清河,复东汇海河流入渤海。北宋许亢宗于宣和七年(1125)年使金,曾路过白沟,记曰:“(自雄州)三十里至白沟距马河,源出代郡涞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东入于海。河阔止数十丈,南宋与契丹此为界。”这条界限,既是辽宋的分野,也是辽朝南京地区南侧海岸线的终点。从澶渊结盟直到辽亡,辽朝在南京地区的大陆海岸线北起今戴河河口,南到界河(今天津市海河)河口,全长约达700千米,其岸线陆域及其水域,是为辽朝南部海疆。
二、辽代南京地区的海口
广义的海口,泛指通海的出口。凡海域向内陆弯曲而自然形成的可以停泊的海湾以及内河向外通海的河口,均可称之曰海口。辽朝南京地区的海口,主要分布在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唐山市和天津市北部的沿海地区。在渤海西北长达数百公里的海岸沿线,可供船只停泊靠岸的海口可谓多不胜数,具体数据,实难确估。这里仅以辽南京境内几条通海大河为考察重点,试对本区辽代的出海口情况略作钩沉。
辽南京地区位于渤海西北岸,其西侧和北侧为高高隆起的太行山与燕山,造就了该地区兼有高原山地、山前倾斜平原和濒海低海拔平原的地貌特征。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发源于燕山南麓的滦河、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其中,由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等河流组成的海河,全长1000余千米,构成了辽朝南京地区最大水系。当辽之际,海河干流及其支流白沟河,是当时辽宋两国的界河。海河东流,于今天的天津注入渤海,这是辽朝南京地区最大的入海口。海河北侧的蓟河和滦河,分别于今天津东北部和河北唐山东南部入海,均属辽朝南京地区的重要海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天津东侧近海地带发现有多条高出现代地面的古贝壳堤23,沿渤海湾西岸呈现平行带状排列态势,其分布规律是距现代海岸线越近(位置偏东)者,其年代也越近,距现代海岸线越远(位置偏西)者,其年代则越远。经有关考古和地质学者考证,确认这种特殊的地质载体为古代海岸遗迹。其中,由李世瑜先生于1957-1959年间最早调查到的三道古代海岸遗迹中的第一道,以今天津市津南区的泥沽为中心,北起宁河区芦台镇北1.5千米的闸口,南至今滨海新区的上沽林,全长约75千米。在这道贝壳堤沿线的芦台闸口、宁车沽、白沙岭、军粮城、郑庄子、泥沽、邓岑子、杨岑子、大站、新开路、南天门、板桥、上沽林等地,都发现有明显的古海岸遗迹。同时还在小北涧沽、白沙岭、军粮城、泥沽等地发现一批唐宋时期的遗址、墓葬等遗迹或遗物。调查者李世瑜先生据以推断这道贝壳堤所代表的是唐宋之际渤海湾西侧的海岸。根据这一发现,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辽代南京地区的界河、蓟河海口做出进一步的了解。
今天的海河与蓟运河分别由天津大沽和北塘口入海。上述环境考古发现材料表明,当辽之际,二者的入海口分别在今天津市津南区的泥沽和宁河区的芦台镇附近。
今天的泥沽当年属宋,位于辽宋界河入海口附近的南岸。由于界河入海口地当泥沽,故宋人称之曰“泥沽海口”,又作“泥姑海口”。沈括《梦溪笔谈》:“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沧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载真宗咸平二年(999)五月承矩上言曰:“缘边战棹司,自陶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里许,天设险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寨二十八,铺百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则缓急之备,大为要害。”由于北宋当年曾在界河和海口一带严设军寨,以备警务,故泥沽所在军寨因称“海口泥沽寨”。史言仁宗宝元二年(1039),“河北缘边安抚司请于缘界河百万涡寨下至海口泥姑寨空隙处,增置巡铺,从之。”北宋设在界河及海口地带的“军寨”和“巡铺”,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边防兵营和检查站,其任务是警备边防,禁断走私,维护边境治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载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北(辽)人或由海口载盐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边吏因循不能止。于是宫苑使、忠州刺史赵滋知雄州,遣巡兵捕杀之,且破其船,乃复捕鱼之禁。”
有关辽朝方面在界河缘边及边境海口的同类边防军政机构设施,于今本《辽史》中失载,但在宋人文献中却有所披露。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载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在信安军所属地段界河内,出现辽人渔船,知军王惟纯处理过当,“却入元出来鹿角口内,而北人益以人马,却要向下去,以致各曾放箭。”北宋河北沿边安抚司对此事的善后态度是日后倘有同类事件发生,宋方要“婉顺说谕。如(辽人)离元出口子已远,止令于近便口港回归,免致引惹争斗”。从宋人进入辽界“鹿角口”“北人益以人马”“以致各曾放箭”及“止令于近便口港回归”这类信息中,一方面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辽朝也在界河和海口沿边地带,有着完备的边防、关防等军政设施;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知道,当时在界河北岸的辽朝境内,辟有诸多可供船只停泊靠岸的“口港”。
又据李世瑜先生当年所调查到的第一道贝壳堤北端始于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这一现象,可知辽属蓟运河的入海口是在今天的芦台镇,现代蓟运河入海的北塘口一带,在当时尚属海域或滩涂地带。辽金时期的芦台镇,地当海口,又曰“海口镇”。《日下旧闻考》引金人刘晞颜《新建宝坻县略记》载,唐末刘仁恭师燕,其子守光僭称燕王,置芦台军于海口镇,以备沧州。清代官修的《畿辅通志·宁河县》曰:“芦台镇在县南三十里,即古芦台军也。后唐同光中(923—925)刘守光所置,俗名将台。”
“芦台军”又作“卢台军”,《旧五代史》卷90《晋书·赵在礼传》载赵在礼之父赵元德,曾出任卢台军使。据同书,赵在礼“始事燕帅刘仁恭为小校,唐光化末(900),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阳节度使卢彦威,据其城,升在礼为军使,以佐守文”。这里的“燕帅刘仁恭”,曾于唐末五代之际长期割据河北。初以“能穴地为道以攻城”的军事特长,先后为割据幽州的李可举、李匡威父子部将。唐大顺二年(891),李匡威之弟李匡俦通过军事政变取代其兄,刘仁恭于是投奔割据山西的晋王李克用。唐乾宁元年(894),李克用击破幽州李匡俦,“乃以仁恭为幽州留后”,并“为之请命于唐,拜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由此走向割据河北的道路。后梁开平元年(907),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政变,囚其父于大安山,自称卢龙节度使。其兄刘守文率兵击讨刘守光,战于卢台,“为守光所败,进战玉田,又败,乃乞兵于契丹。”
考赵在礼初仕刘仁恭为低级军官时,其父赵元德也应同在刘仁恭部下。关于赵元德任卢台军使的具体时间,于史无证。由上述引文可知刘仁恭割据河北的时间始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检读两唐书《地理志》,不见卢台军信息,说明卢台军的设置可能不出于唐朝中央政府,而是刘仁恭割据河北的产物。据前引《新五代史》所记后梁开平元年(辽太祖元年,907)刘守文讨伐刘守光兵败卢台这一史事分析,当时位于蓟运河海口的卢台一带,应为刘守文据守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军事据点,这里面似乎暗示着卢台军很可能已经存在。又据《新五代史》卷39《杂传·刘守光传》等书记载,刘守光于后梁乾化元年(辽太祖五年,911)八月,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次年(辽太祖六年,912)就被晋王李存勖攻杀。后唐建立后使用同光年号(923—925),是刘守光被杀11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有关卢台军始置时间尚须存疑。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设置于唐朝灭亡之前的刘仁恭时代。
从区域地理和当时多国并存的政局角度观察,唐朝后期的蓟运河入海口一带,不仅对内锁控燕南腹地,向外沟通黄、渤海域,同时还饶有渔盐之利。唐末割据河北的刘仁恭所以设卢台军镇于蓟运河海口,正是看重此地在军政乃至经济方面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战略价值。
滦河古称渜水,又称濡水,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于乐亭县东南注入渤海,全长近千公里,沿途汇注的主要支流有小滦河、伊逊河、柳河、瀑河、青龙河等。滦河入海下游流段的卢龙、滦县、抚宁、昌黎、乐亭一带,地处沟通中国南北的水陆交通要冲,当辽之际,这一带隶属于辽朝设在今河北卢龙的军政重镇平州。辽平州治所卢龙及其下属的滦州(治今河北省滦县滦州镇),均临滦河而建,地近滦河入海口。《辽史》卷40《地理志四》载,辽朝滦州乃辽太祖以对外扩张战争中所获俘户置。该地“本古黄洛城。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汉为石城县,后名海阳县。”“滦州负山带河,为朔汉形胜之地。”滦州所属三县之一的“马城县,本卢龙县地。唐开元二十八年析置县,以通水运,东北有千金冶。”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1125)辽亡之际,许亢宗使金路过滦州,见滦州坐落于平地之上,负山面冈,“河经其间,河面阔三百步”,“水极清深。临河有大亭,名曰‘濯清’,为塞北之绝郡。”基于滦河流经的卢龙、滦州一带地当水陆要冲的区位特点,可以肯定,滦河三角洲所在的渤海西部岸段,也属辽代的重要出海口。
三、辽代南京地区的主要海港
海港是人类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基本载体。濒临渤海的辽朝南京地区,有着十分悠久的海洋文化背景。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历代统治者都普遍利用这一地区的水利之便来转动军资粮饷,从而使辽南京地区传统的海洋运输业被赋予强化管理、维护统一的军政职能。隋唐之际,曾数次“有事于高丽”,东征大军所需巨额粮饷,通过永济渠复转输海漕,运至辽东。唐朝中叶,为平复“安史之乱”,曾由海漕经今海河海口转运自江淮、山东等地征调的粮饷军资到幽州平叛前线。杜甫在《昔游》一诗中记曰:“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由此可见当时这一地区海漕兴盛之一斑。
如前引考古材料,作为辽宋分立的界河,当时的海河是于今天津的泥沽、军粮城一线入海。北宋在泥沽海口曾辟有黑龙海港,而其对岸辽朝境内的军粮城(遗址位于今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刘台古城),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规格较高的唐代砖室龙纹石棺墓葬分析,其由来应与唐朝当年在海河入海口设港转输的背景密切相关。如此说不误,军粮城古海港在辽代也应有所沿用。
入辽以后,由于辽宋分立,界河阻断,与海河联通的永济渠昔时繁忙的漕务渐次淡去,界河海口的地位也应时下降。相形之下,位处内河海口的卢台军港便获得了辽朝南京地区最重要海港的地位。
辽代的卢台军海港故址位于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境内的蓟运河海口东岸。蓟运河海口地当海陆交通要冲,加之富有渔盐之利,选址在这里设置卢台军,具有十分重要而明显的战略意义。
在古代文献中,“卢台”也作“卢思台”,最早出处见于《旧五代史》。该书卷77《韦挺传》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将有事于辽东,韦挺奉命运粮。及“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当漕船“自桑乾河下至卢思台”时,接到王安德报告,称“自此之外,漕渠拥塞”。“遂下米于台侧权贮之”,打算“待开岁发春,方事转运”。事后,韦挺以“不先视漕渠,辄集工匠造船,运米即下”,致使军粮迟滞而遭到械赴洛阳,撤销职务的处分。这件事在《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均有著录。其中《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条下文曰:“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通过上述史文,可以知道,当唐之际,桑干河(下游为永定河)潮白河(古称潞河)和蓟运河曾汇注一体,东流入海,因被疏浚利用为漕河。早在唐朝初年,位于蓟运河海口的卢台即成为幽蓟一带海漕的重要港口,由这里出海,有可以直达辽东半岛的海路,其仓储规模可以一次性装卸转运600余艘货船所载的军资粮饷。
唐末五代刘仁恭父子割据河北之际,随着“五代十国”局面的出现和区域性军政势力地位的提升,卢台港之于区域政治和区域经济动作的意义也同时提升。史言后梁开平三年(辽太祖三年,909),刘守文与刘守光兄弟相争,刘守文“大举以重赂诱契丹、吐浑之众,合四万屯蓟州(今天津蓟县),运沧(治今河北沧州)、景(治今河北景县)刍粟海船而下以给军费。”沧州地濒渤海,当年刘守文在沧、景二州调发的军粮应是由沧州一带海港装船出海,经由卢台海港,沿蓟运河水道上溯,转运到蓟州前线的。
燕云十六州地区归属辽朝后,蓟运河海口一带既是辽朝的重要产盐基地,同时也是辽朝管控南京地区的关防要地。辽朝在这里沿袭了前代卢台军的建置,并增置盐官,具体负责南京濒海地区的防务和盐务。有关这方面的史事,目前可考者,见有张藏英于辽应历三年(953)归顺北宋之前曾经担任辽朝的卢台军使这一史实。《旧五代史》卷113《周书四·太祖本纪》载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沧州奏,契丹幽州榷盐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张藏英,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孳畜七千头口归化。”此事在《宋史》本传中留有更为详尽的记载。“契丹用为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领坊州刺史。后周广顺三年(953),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兵千余人,及煮盐户长幼七千余口,牛马万计,舟数百艘,航海归周。至沧州,刺史李晖以闻。”
张藏英本为中原人,以战乱之故入辽,虽身致高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投归中原政权。张藏英一次性经卢台港带走的亲属、所部兵士及煮盐户长幼多达8000人,另有牛马等战略性物资数以万计,载以上百艘兵船、货船,从中可以略约看出辽属卢台军、卢台港及卢台海口盐业基地当时兴盛情况之一斑。此外,前文所及刘守文兄弟交恶之际,曾发沧、景刍粟由沧州泛海,经卢台转运蓟州,结合张藏英归周之际,复由卢台出海,停泊沧州。由此可见,当时的卢台海港,有着通向辽东以及宋属中国南部地区多条海路。
除了卢台港,辽在平州境内独流入海的滦河海口等地,也都辟有港口。限于篇幅,容另文讨论。
【注】文章刊登于《辽 宁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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