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的二手手机财富传说:三尺柜台走出50个亿万富翁
人们为财富的传说而来,华强北见证中国手机产业的跌宕起伏。
天下网商记者 王诗琪
初春的深圳,小雨渐歇,路面潮湿,风起春寒。
一座新建的天桥观景台下躺着一台钢琴。有人坐下又离开,乐符好似还在飘荡,被琴盖遮住的一行字露了出来。那是一段英文,翻译过来是:“我爱华强北”。
深圳华强北,传说中的“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这里有多神奇?
答案是:从一座数码城的楼上走到楼下,就能组装出一部iPhone。
据说,华强北的一场堵车,都能引发全国零售市场手机及配件价格的波动。
这个“中国电子第一街”,映射了中国手机跌宕起伏发展史,更成就了一群小人物的“淘金梦”。华强北最早一批站柜台的,走出了50多个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有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创始人赵建军。
如今,经历多年的风风雨雨,5000家山寨机烟消云散,华强北的行业地位依然不曾动摇,这里是二手iPhone的天堂,电商玩家的秘密后院,也是“华米OV”竞争的最前线。
夜晚的华强电子世界
“抢货大战”
飞扬时代大厦,深圳华强商圈内的一栋楼,人称:“全球最大二手iPhone交易中心”。
大厦共四层,一楼卖iPhone配件,二楼卖iPad,三楼卖iPhone官换机,四楼则是iPhone二手机。
在这里,货要靠抢。
不过下楼买瓶水的间隙,三哥的手机又震了:“货到了。”
短短几个字,他身上一紧。手还在扫码付账,两只脚就已朝门口迈去,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档口奔去。
已有人捷足先登,还好要货量不大。三哥一个箭步跨到柜台中央,说:还有多少,都要了!
店家是一个精瘦的小伙,从柜台底下黑色背包连掏三把,三哥面前顿时堆起三沓iPhone,约30台。
三哥掀开包装的塑料薄膜,细细检查每台手机。这时,越来越多的人拥向这个约1米的柜台。他们很像,黑色背包挂在胸前,手机屏幕上微信群信息不断闪烁。
“货呢,还有吗?”
“都给他了。”
“我*!”
听闻没货,一小伙忍不住爆了粗口。三哥瞥了一眼,嘴角微弯。这是胜利的微笑。
作为一家淘宝二手手机店的市场采购员,这不过是三哥日常抢购大战一景。
华强北所售二手机
二手手机也有鄙视链,按照成色与品相,由上至下,分别是官换机、充新机、靓机、小花、大花,这是一套内行人才懂的“黑话”,它们的价格也依次降低。
保修期内的iPhone如果出现故障,拿到苹果售后可做整机更换,此谓官换机。官换机是全新的机器,未激活,多数还在保修期内,是二手机的“王者”,货源稀缺。
据说,因为换机率太高,苹果在大陆修改了售后政策,现在是能修则修。所以,华强北的官换机多来自美国、香港、日本等地。
哪怕在华强北,二手机的买卖也不是谁都敢做。如果没有一眼看出屏幕真假、有无拆修的本事,就别趟这浑水。三哥在四川老家开了多年的手机档口,采购、维修、销售一手揽,才有了这“火眼金睛”。
二手机不仅货源多样,价格也瞬息万变,对三哥所在的淘宝店而言,挑战更大。库存一多,钱就转不动;客户想买的机器没货,损失的也是钱。
三哥对自己敏锐的市场嗅觉颇为自豪。去年9月13日,苹果新品发布会后一天,三哥判断,二手iPhone X会火。这天他早早地来到市场,在大量买家涌入前,不动声色地把各个档口的iPhone X搜罗了一遍。
果然,等到下午两三点,市场鼎沸时刻,iPhone X价格水涨船高,已是有价无市。
三尺柜台的癫狂
柜台约一米长,一台保险柜、一个计算器、一个记账本,带上嘴、铺开货,就能开张,每日流水动辄几十万元。在华强北的赛格、远望、桑达等数码城,都有着类似的柜台。
三尺柜台,见证了华强北的癫狂、繁荣、失意与彷徨。
如今的华强北三尺柜台
亲历者曾叙述,华强电子市场新市场发盘时,一个铺位的申请登记表,从楼上办公室里下楼拿到街上,就能卖5万块。2008年,一米柜台的每平方米售价甚至升到了30万元。
繁盛时期,每天一开门,操着各地方言的数万人就涌进市场。
人们为财富的传说而来:华强北最早一批站柜台的,走出了50多个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有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创始人赵建军。
阿伟记得,2009年-2012年的四年间,每日开档,都是人贴人,走慢了还会被人骂。市场每天中午上班,最早晚上10点结束,空气混浊不堪。忙碌的时候,商场熄了灯,人们拿两个手机挂在头顶的架子上,点亮手电筒,继续打包。
2007年,阿伟从家乡广东普宁县来到深圳华强北。普宁原为“潮州八邑”之一,普宁人身上,也有着鲜明的抱团取暖、敢于闯荡的潮商特色。“潮汕话”是华强北的通用语言之一。阿伟说,每一个潮汕人几乎都有亲戚在华强北。
华强北手机销售链条分四道,从美国收来的手机大量汇聚到香港,由香港统货公司向华强北批发档口供货,货以“堆”算,至少得上百台。进入深圳后,再由批发档口向零售商家销售。
香港统货公司。图片来自网络
在互联网普及前,全国各地手机批发、零售店大多从华强北进货,等真正到达消费者手中,这台手机已不知经过多少道“关卡”了,自然是层层盘剥。
随着网络购物兴起、物流完善,华强北的人流被疏散,如今,来进货的基本是大大小小的淘宝店主。
阿伟是华强北较早开淘宝店的一批人之一。十多年前,在网上买手机还是件新鲜事儿,阿伟在论坛上不停发帖,所有的帖子下回复:“买手机吗?可以找我。”
最开始,市场里的人还没怎么听说过“淘宝”,白眼一翻不予理睬。
阿伟灵机一动,找两个大黑塑料袋,把市场里人们丢弃的盒子都塞进去,再去拿货。批发商们看到阿伟手上“沉甸甸”的“货”,顿时客气了许多,连报价都便宜了不少。
现在,“老华强北人”再也不说“买手机到华强北”。不懂门路,到现场不一定能买到真货,也不一定便宜。而在网上,价格、货品一目了然,还可货比三家,“轻松多了”。
不断下调的租金似乎都成了不必要的支出,越来越多曾经的档口主退掉档口,在华强商圈周边的写字楼里租下办公点、仓库,专心经营淘宝店。甚至,曾经的明通数码城,已经变成了“明通化妆品市场”。
曾经的明通数码城变成了化妆品市场。
5000家山寨机烟消云散
山寨,是华强北难以洗刷的标签。
2003年,联发科公司(MTK)提供了一体化芯片解决方案,极大地降低了手机的生产门槛——厂商只需加上电池、外壳、一些定制零部件,就能生产一台手机。
山寨机的“黄金年代”就此到来。
山寨机勃兴背后,是珠三角强大、完备的手机产业链的缩影。1995年,诺基亚在广东东莞设立工厂,高峰时,它在东莞拥有40家以上的供应商。
赛诺出具的《2013年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调研报告》称,在山寨机蓬勃发展的2008年,华强北有多达5000家的山寨机商家。多卡多待、多扬声器、多系统,那时的华强北,每天都有新款手机诞生。
华强北一度沦为“山寨之都”,来源:纪录片《解码深圳·华强北》
华强北大部分商家都卖过山寨机。阿伟说,三星2010年推出的W899,上市价格13999元,山寨机只用1000来块,“外观、功能基本是一样的,质量会差一点。”
价格低廉的山寨机大量流向印度、非洲、中东等地。当时站柜台的人多会几句简单的英语,比如“two sim”(双卡),“bluetooth”(蓝牙)。
山寨机是如何被推翻的?有三股力量,一是来自监管部门的强力打压,2011年,深圳监管部门一场为期6个月的“双打”专项行动,“赶跑”了超过2000家商户;二是以小米、荣耀为代表的品牌机价格下探;三是3G、4G的普及,智能机逐渐取代功能机,山寨机所依赖的MTK芯片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2011年8月16日,雷军在北京发布小米第一款手机M1,售价1999元。当年的同等配置,HTC卖3575元,三星卖4999元。第二年,荣耀跟进,一款主流配置手机首发价仅1880元。
此时,山寨机已很难满足人们对手机的要求,山寨手机的市场也就急速萎缩。
“就像一阵风吹过,以前做山寨机的人都转做品牌手机了。”2006年到华强北,从山寨机开始做起,后转向品牌机的邱健回忆道。
2012年,IDC出具的中国手机市场报告中,手机(包括功能机)出货量前五位分别为三星、中兴、联想、诺基亚、华为。到了2018年,只有三星、华为还在榜。
2012年,排名前五的厂商总市场份额只有43.2%,2018年,这一数值达到78.4%。一二线品牌集中度加剧,小众品牌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华强北的商家们也见证了手机品牌的兴衰。
2016年,三星Note 7发布1个多月,发生多起手机自燃事故。“电池门”事件后,三星在中国市场彻底衰落。
三星“电池门”事件让阿伟10天内损失了十多万,卖家纷纷退货,而三星官方的回收价远低于采购价。“新机刚发布的时候我们都是加价采购,几百甚至上千,但回收是按官网价,还得找人找关系。”
从市场上逐渐消失的手机品牌,还有曾经的“王者”诺基亚,推出中国第一款安卓手机的“火腿肠”HTC,以及“成功的标配”金立手机。
如今,扛起中国手机品牌大旗的“华米OV”将华强北当做了展示品牌的舞台。OPPO把超级旗舰店开到了华强北的步行街上,华为也在华强广场开出了授权体验店。去年,小米之家也落户华强北。
“从零开始,1年就做到两个皇冠。”
在华强北待了七八年后,邱健撑不住了。他回到老家广东普宁,跟人学了手机维修。
见到邱建时,他正举着长竿滚筒刷墙,瘦弱的手臂上上下下。正在装修的是新店,隔着两个门面,是他“打工”的手机维修店。
“在深圳,别说生意,就是打工,一个月挣5000,都不如在下面赚2500。”普宁人把华强北称为“上面”,普宁是“下面”。在深圳,邱健每个月光租房的费用就8000多元。现在,6000块1年。
广东普宁的“流沙手机一条街”
逃离华强北,最大的原因就是“挣不到钱了”。
邱健后来主营iPhone新机,市场价格基本透明,没什么利润。“一台四五千的手机,赚20元,没意义。”能低买高卖的商家,要么是假冒伪劣,要么就是大批量从香港统货,以此压低进货价。本钱不够,没法竞争。
普宁的流沙大道上过去有“手机一条街”,生意十分红火,近些年受网购影响,很多店都关掉了,但生意还能做。
比如,同在普宁的王生就开着一家OPPO授权店。他算了一笔账,每月大约卖出100台,每台约赚300元,每月利润就是3万元。而店铺的租金是8万元/年,再加上手机维修等带来的收入,也足够撑起一家店经营下去。
而且,相比华强北脚不沾地的运转节奏,在普宁的生活,惬意十足。
但仍有人前赴后继奔向华强北。
三哥来深圳四年,绝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出租屋——市场——店三点一线的生活。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但今年春节,他只在家待了9天。回到深圳的第一天就干了个通宵,第二天到凌晨四点。
“年前我们囤了600台货,年后就只剩100多台,还有很多没发货。”三哥笑着说不累。去年双11、双12,他基本也是通宵,从市场背着手机回来后整理、打包、发货。他很骄傲,“家里的淘宝店,从零开始,1年就做到两个皇冠。”
哪怕凌晨两点,华强街头仍是热闹的——申通、联邦快递站内,传送带呼呼啦啦地响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滚动着,被扫描、打包、装车。街边的大排档油烟翻腾,食客不少。大排档旁的饭馆,有几个小弟从狭窄的楼梯冲下来,在旁边的小超市提了十几罐啤酒。
凌晨,华强北的快递点依旧忙碌。
等到白昼升起,华强北又会从短暂的修整中睁开眼睛,迎接新一天的喧闹。
“在这里,只要你努力,最后你会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三哥把这句话说了两次,眼睛闪闪发光。(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编辑 杜博奇
参考资料:
1、纪录片《解码深圳·华强北》
2、《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调研报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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