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天书的内容是什么?红崖天书之谜真的被林国恩解开了?

说到“红崖天书”其实大家知道的时候应该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发布的一则悬赏吧，那就是说能解开红崖天书的秘密，那么这个人就能获得100万的奖励，当然了刚好有一位叫林国恩的老先生好像解开了，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林国恩老先生解开的谜题又一定是正确的吗?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了!

“红崖天书”又被成为“红崖古迹”，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距贵州著名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只有几公里的路程。

在一片火红的石崖上，有数十个似文似图，非篆非隶的图案符号，数百年来，无数人为之倾倒。民间人士和官方学者亦为它趋之若鹜，竭尽全力想破解它的秘密，揭开它的谜底。但时至今日，对它的解读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红崖天书”是如何被发现的?

“红崖天书”最初是被明代诗人邵元善发现的。

嘉靖二十五年，邵元善在游历贵州时，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描绘在悬崖绝壁上的图案，随即以诗的形式记载下来：“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

邵元善在诗中既描述了“红崖天书”的恢弘磅礴之气，又大胆地猜测这些图案是三国时期诸葛武侯留下的，其内容是当年诸葛亮南征蛮夷时，教习夷人的图谱。

邵元善的推测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因为此处确实遗留了很多和诸葛亮平叛南中有关的地名，如红崖山又叫晒甲山;还有一些地名叫孔明塘、孟获屯、诸葛营等。

二、“红崖天书”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红崖古迹”被称为“黔中第一奇迹”，他的神秘性可和埃及古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秘鲁纳期卡地画等相媲美。这些符号不符合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任何文字，显得神秘莫测。

关于“红崖天书”的秘密，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说是明朝吴三桂留下的藏宝图。

当年吴三桂为剿灭南明王室成员，率军入云贵，经过此处时，因携带众多宝物行军不便，遂将宝物埋藏于此处的犀牛潭里，并在崖上画上一些特定的符号，以作为标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红崖对白崖，金银十八抬，谁要识得破，雷打崖去抬秤来”的民谣。

2、说是苗民古书，也就是原始彝文。

这和当地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话说远古时代，当时的部落首领觐见商纣王后，带着纣王的丰厚赏赐，回归途中经过红崖时，发现他所在的部落已经被其它部落占领，族人被屠杀殆尽。无奈之下，首领只好将纣王的赏赐就地掩埋，并命人用原始彝文在红崖上留下标记，待东山再起之日前来找回。

3、说是自然形成的。

在所有人都对“红崖天书”束手无策时，有人提出这其实就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岩石中的一些矿物质如朱砂等，经过漫长的自然积淀形成的图案，并非文字。

4、说是外星文字。

这种说法同样基于我们长时间无法正确解读“红崖天书”，就有人将它归结为外星文字。说是很久以前，外星人到访过地球，并留下了类似“XX到此一游”的纪念，地球人不识得他们的文字。

5、说是明代朱允炆留下的“伐燕诏檄”。

当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待朱棣率军攻入南京城后，皇宫里已是一片熊熊大火，朱棣着人翻遍了整个皇宫，都找不到朱允炆。朱允炆就这样神秘消失了。

原来，传说朱元璋临死前，给朱允炆留下了一个铁匣子，交由朱允炆的随侍太监保管，并留下遗嘱：“如果朱允炆遇到走投无路之日，可开启此盒，照计实施。”

城破当日，朱允炆取出盒子，见里面有袈裟两套，锦囊一个，剃度刀一把。于是朱允炆化妆成和尚，在侍卫和太监的保护下，出逃到贵州地区，做了和尚，直到去世。

这个观点是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提出来的，他用了9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红崖天书”，查阅《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数部典籍文献，结合历史记载，终于在1997年，破解了“红崖天书”的全部内容。

翻译出来是：“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甲天下之凤皇。”

由此，林国恩得出结论，这是一篇朱允炆诏令臣民反抗燕王朱棣的檄文。

无独有偶，2003年，一位南京女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红崖天书”并非文字，只是一些象形符号，记录了明朝朱允炆的宫廷政变场景。

“伐燕诏檄”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是迄今为止被广为接受的最合理的解释。但还是没有得到相关权威部门的认可，所以“红崖天书”至今仍然是个谜。

当地政府为了早日破解“红崖天书”的秘密，悬赏100万，但这笔奖金至今都无人认领。

(参考资料：《中国山水文化大观》)

评林国恩先生破译“红崖天书”

作者/禹 明 先

1999年11月26日在“贵州夜郎史学术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先生，并从他手中索得一篇《红崖天书与建文皇帝》的与会论文。因“红崖天书”这一问题笔者早在1985年就曾撰文研究过，于是论文到手笔者就对它进行深入细致地研读。读后笔者认为：林先生这篇论文，虽然谈不上对“红崖天书”形成原因一槌定音，但他用“系统工程学的思考方法和手段来探讨红崖天书问题”，不失为一种新的途径，因此对林先生的文章和论点未予注重。2000年初，看到《光明日报》和《遵义晚报》等均刋载和报导了林国恩先生这一研究成果和基本论点，自己才开始意识到：原来事情已被炒到了这一步!于是，笔者觉得自己是贵州人，责无旁贷应为家乡的这个历史悬案说上几句话。

林国恩先生的研究文章说：“红崖天书”，“观其文，它是一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因此认定“红崖天书”是明朝的建文皇帝失势潜逃贵州后所为。由于“天书”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因此林先生称它为：“又是一部难解的《石头记》!”

贵州关岭这篇无人能读懂的“天书”，被林先生用判读卫星照片的方法，用整七年的时间，横看竖看中终于看出了问题，这当然是件辛苦而又新奇的事。不过，用历史学中考据辨伪和逻辑推理等方法加以验证，林先生的论点尚不具备说服力。试问：建文帝在隐居中既然萌发了要讨伐朱棣恢复其失落皇权的动机，并且想在他健在或书写此檄后“御驾亲征”，那他为何不把矛盾公开化，来它个“鱼死网破”，公开发难号召云贵川旧臣起兵声讨朱棣，而要躲在一个不易被人发觉的偏僻角落里，用隐文隐语来书写“诏檄”呢?这种“神不知鬼不懂”的“诏檄”能唤起多少人的理解和同情?这种行为又能发泄掉他心头的多少怨愤?另外，就林先生文章中所引资料而论，建文帝在云贵地区的一些遗诗皆用使人易懂易记的汉文来表述他以前的身世和出家后痛苦的心情，为何单在此处要用隐言隐语和神秘文字来抒发感情?

林先生关于“‘红崖天书’这篇《伐燕诏檄》是建文帝逊国出逃后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书写”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据史书记载，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初，朱棣攻入南京夺得皇位，建文帝因此逊国。假如按世人所说，建文帝未死，那么永乐四年正是他落荒潜逃的第四年，无论建文帝是削发为僧，或是更衣改名隐藏，这时都是朱棣张榜缉拿建文党羽“诛十族”、“瓜蔓抄”的高峰时期，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建文帝便会张皇失措，连躲藏都来不及，哪还有可能到处乱窜去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书写“诏檄”?

林先生文章“游记见证”一节引用明朝万历时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一书，说建文帝出家后曾在今贵州长顺县广顺之永洪庵当过三十年的住持。并言建文帝初来时身边带了两个比丘，一个叫程济，一个叫叶希贤。这条史料显属后人杜撰。据《明史·程济传》等书记载，程济和叶希贤同属建文帝贴身亲信，一为编修官，一为御使大夫。建文帝逊国出逃时才25岁，当时程、叶两人均为年长老臣，一个年轻和尚竞能成为住持(领班)带领两个老和尚云游各地，岂不使人见笑或发疑?再者，在朱棣辑拿建文余党的天网之下，三人竟敢公开暴露身份一同行走，未被世人发觉，岂不成了怪事?

林先生文章还引证《徐霞客游记》说永洪庵是以建文帝为开山住持而创建的，建文帝建寺时值下了两株杉树，徐霞客来这里考察时，见到这两株树已经长成“三人合抱大的参天巨木”。对于《徐霞客游记》这段史料的真实性问题，还得从明代寺院制度谈起。明王朝对佛教及其寺院有一套严格而完整的管理制度，僧人出游要凭僧籍和度牒等文移才能通行各地。明王朝沿袭宋朝佛教制度，规定天下僧尼每三年要进行一次寺籍和僧籍监查填报工作。填报的材料分为三份，一份留县，一份留州，一份上报中央祠部。在这种层层监视之下，建文帝竟敢公开带领程济和叶希贤两位重臣来到长顺白云山创建寺庙，并且当了三十年的住持都未被发觉，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再有，建文帝于公元1402年出家，与徐霞客公元1638年来此，相距才236年，两百多年前植下的树能否长到“三人合抱”那么粗?这还是个问题。倘若此事按《明史纪事本末》所言，建文帝出家后于正统五年以后才来这里建寺和植树，那么他植树的岁月距离徐霞客来此地时间更短，更不可能长成这么大的树!

另外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论，贵州也非是建文帝的潜藏之地。据《太祖洪武实录》和《太宗实录》、《明史·顾成传》等书记载，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即命顾成镇守贵州。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征云南时，以顾成为前锋，首克普定(今安顺)，遂留任普定卫指挥使。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升贵州都指挥同知。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升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奉召回京。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帝以顾成为左军都督，随大将军耿炳文率十三万大军北上，与朱棣“靖难”军大战于河北真定府。顾成兵败被俘，朱棣见到顾成，说：“此天以尔授我也!”“命解其缚慰谕之”，顾成由此投靠朱棣。同年十月，建文帝以李景隆为大将军，率领五十万军之众北上声讨朱棣。当时辽东军也配合南军攻打永平，在这危急关头，朱棣决定亲率主力去援永平，只留下少数兵员由顾成指挥协助其世子朱高炽守北平。由于顾成指挥有方，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猛攻北平十余日未克，待朱棣主力解除永平之危后回师内外夹出，一举将南军李景隆部击溃。建文帝得知顾成北降的消息后，将其袭任贵州普定卫指挥使的顾成长子顾统杀掉。朱棣夺得政权后，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十月四日，以功勋卓著封顾成为“镇远侯”回驻贵州。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棣又以优恤措施命顾成长孙顾兴祖袭其父顾统职，任普定卫指挥使，又以顾成另一子顾勤为贵州卫指挥同知。至此，贵州中部和西部的军政大权全为亲朱棣派的顾成祖孙三代人控制。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九月十六日，顾成上书向朱棣陈述北疆的防务和“立东宫以定国本，副理万机，永安宗社，使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等国家大计。朱棣很受感动，回诏说：“卿祗事皇考，从朕于艰难之标，忠而自信，勇而善谋，协成匡济，劳绩居多。爰命往镇旧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朝廷，以嘉言来献，眷乃忠诚，良用嘉悦。特遗人赍钞十锭、文绮四匹、彩绢八匹赐卿，用答惓惓之诚。”

朱棣为了进一步收买顾成和巩固贵州政权，随后又多次下诏重赏顾成。其中朱棣在永乐元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嘉奖诏中说：“卿以重臣出镇边鄙，尽诚为国，计虑甚周。屡有建明，允惬朕意。……特赐卿银二百两、钞万贯、彩币八表里”。又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正月初八日的慰问诏中说：“朕久不晤卿，寤寐弗忘，特赐钞三千贯。卿其强食自爱。”

顾成长期镇守贵州，多次带兵平叛，贵州东南西北各方少数民族无不畏惧和敬服。贵阳、广顺、普定等地皆为顾成家族的直接控制区，其中关岭、广顺一带则是顾成起家和世袭之地。因此，顾成在关岭、安顺、广顺、贵阳等地的旧部属和旧相识都很多。象顾成这样死心塌地地忠于朱棣的人，在他控制的辖区内，且容得杀死其子的仇人建文帝在此长期居住、抛头露面和书写“红崖诏檄”扰乱社会和人心?

问题剖析到此，疑点尚未解除。据目前国内研究材料披露，江苏、浙江、贵州、四川、云南和缅甸等地都发现建文帝出家后的行迹。云南武定的狮山佛寺内还发现“天下大师建文皇帝”塑像，那里也象是建文帝所开山和长期居住的地方(见上海辞书出版杜近年出版：《中国历史之谜·建文帝的下落》)。若将这些材料搜集起来进行一下排比和分析，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建文帝在他有限的岁月中，他是如何分身或挤出时间去到江苏、浙江、贵州、四川、云南和缅甸等地游历的?建文帝是人还是神?可笑这些伪造历史的人们，为何不事先汇集拢来开上一个会，进行一次伪造历史的大分工，如建文帝出家后，哪年到哪年在哪个地方活动，都按先后顺序一一排定好，以免弄出些象今天暴露出来的、在同一历史时间内，到处出现建文帝身影的荒唐笑话。

此外，林先生把“红崖天书”当作“象形文字”来解释也是不对的。众所周知，明朝初年的书法直接师承元朝的书体。建文帝身为皇室子孙，从小就受名师传授诗书，所习书法皆为当时流行的“篆”、“隶”、“行”、“楷”四种书体。我国历史上“象形文字”多流行于周朝时期，自从秦代的小篆和隶书以及魏晋时的楷书等三种书体产生后，后人多用这三种字体作为日常文书用字，象形文字随之消失不用，哪有明朝人还在练习和使用象形文字之理?因此，林先生此论与我国文字发展历史不合。

关于建文帝之死与未死问题，近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之谜·建文帝的下落》说：“有人认为，建文帝自焚说不可信。虽然《太宗实录》等史籍称朱棣于残宫中找到建文帝遗骸，并令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但事实上无人知晓建文帝陵园之所在。《春明梦余录》记载，崇祯年间，有大臣上疏，请以建文君入祀典，崇祯帝无可奈何地说：‘建文无陵，从何处祭’?再者，史籍关于建文帝尸体验证的记述，大多含混其辞……”

从以上评论来看，所谓史籍对此事记述含混其辞，根由出自《太宗实录》中的一段叙述：“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遂驻营龙江发哀，命有司治丧葬如仪，遣官致祭，布告天下……”显然，《太宗实录》于此有意不记建文帝葬在何处，其目的是要隐尸灭迹，以防后人追祀。通观《太宗实录》，不是该《实录》记述含混其辞，而是后人阅读历史和引用材料时轻《实录》而重《明史》所造成的混乱。作为研究历史时首当采用的第一手材料，《太宗实录》明确而详尽地记录了建文帝之死和朱棣亲自验尸的结论：“(建文君)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果真是建文尸体)，痴矣!即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竞不亮而遽至此乎!”关于建文帝死后不入祖宗陵园和不立碑记一事，《太宗实录》对此事也是讲得很明显的：“(朕本以)周公辅成王之谊，而乃不究朕怀，阖宫自焚，自绝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师入京……由正阳门入即皇帝位。诏告天下日，与诸王兄弟聚语，始具知建文君之过：彼盖生长富贵，不知太祖皇帝创业之难。肆情纵欲，又为奸臣所愚侮，戕害骨肉。昏悖如此，岂能久居天位者乎!……”(见《太宗实录》：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朱棣于南郊告祀天地《祝文》)《太宗实录》还诬蔑说：建文帝由于不得人心，当朱棣到金川门时，随从皆散离而去，建文帝“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四叔)，即遂阖宫自焚’。”按照《太宗实录》中所列举建文帝的这些“罪刑”，建文帝实是死有余辜。因此，建文帝死后不仅不能葬入祖宗陵园，地面上也不应留有任何标记。这是朱棣为其毁尸灭迹，以绝后患所持的行为依据和舆论宣传。朱棣隐灭建文帝遗体一事，还可从他更改建文帝年号而恢复洪武年号一事上得到证实。后人对此事不加以认真地研究和分析，就草率地以建文帝没有陵墓来认定建文帝没死，这种研究和认定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是不可取的。

林先生在论文“史料新证”一节中说：“我查阅了当时代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含编辑)，发现出自朱棣之口的关于建文帝死亡的情节前后矛盾，忽而说成他杀，忽而又说成自杀，这是朱棣造假的表现”，其实建文帝并未死。

关于建文帝之死为“他杀”一事，不只见载于朱棣发给朝鲜国王李氏的《诏书》，《太宗实录》也有此说：“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怀疑是方孝孺等人逼迫和放火烧死建文帝的，与《太宗实录》中多次提到的“建文帝阖宫自焚”之说相矛盾。其实所谓“他杀”一事，是朱棣为了遮掩其逼建文帝死得太悲惨所作的欺世文章。朱棣在给朝鲜国王李氏的《诏书》中说：建文帝本来不想死，只是因“为权奸逼胁”才“阖宫自焚”，因此他把建文帝之死和死后惨不忍睹的状况归罪于方孝孺等人。对于朱棣其人之奸诈和他所玩弄的这个欺世手段，明眼人是一看便知的。林先生对《李朝实录》中关于建文帝是“自杀”，还是“他杀”一事记述有出入就否定建文帝已死是不客观的。林先生没有认真分析，无论是“自杀”，或是“他杀”，建文帝当时已死，这确是《李朝实录》和《太宗实录》两书都一致肯定了的历史事实，无须在此处多作分辨。

建文帝之死至今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大悬案，原因出自明代中期开始，由于政治******等原因，导致一些人对现实不满而编造和歪曲历史。据《明史·宋端仪传》记载：“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成化十七年进士。官礼部主事……端仪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事，为《革除录》。建文忠臣之有录，自端仪始也。”这里明确记述所谓建文帝未死，后来出家为僧等等“聊斋故事”，是成化时期宋端仪才第一个开始搜集著录的。我们只须对历史稍加回顾就会知道，宋端仪所处的时代，正是明王朝自英宗时开始，由于宦官专权，皇权旁落，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复杂，人们由于对当时的政治******等不满，开始怨恨朱棣子孙政权，留恋和同情建文帝的不幸，认为倘若建文帝不死，朝政传承到今天也许不致于象这个样子。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建文帝没有死，建文帝也不该死。因此，就在明英宗正统五年，九十余岁的钧州人杨行祥，首先发难，带领十二名僧徒从云南去到广西，“诡称自己是建文皇帝”。后来将其拘捕审查，才知是假冒。杨行祥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代表着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因此杨行祥事件产生后不久，滇黔巴蜀间就随之出现了建文帝出家为僧和往来行走的种种谣传，这就为宋端仪搜集资料编撰《革除录》创造了历史条件。随后，“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以上均见：《明史·恭闵帝纪》)。于是就有象万历时的屠叔方、崇祯时的胡运平等人，他们都是身居要职，竟然不顾历史事实，胡乱编造出所谓建文帝未死，后来出家为僧来贵州长顺永洪庵的“历史掌故”，为建文帝未死之说涂脂抹粉。这里笔者仅举一例，便可知这股伪造历史风气之一斑。林先生文章“游记见证”一节说：“记载建文帝出亡行踪最为详细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御史屠叔方所著《建文朝野汇编》：‘隆庆五年，进士冯时可做按察使时，曾经到黔西永洪庵巡游，这座庵里的僧徒都说建文帝出亡为僧，曾在此庵当过三十年的住持。又说建文帝刚来的时候，身边带了两个比丘，一名叫程济，一名叫叶希贤’。”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这段论述纯属凭空捏造!据崇祯时期的按察使胡运平来永洪庵《题建文帝碑记》记载，胡运平因受《建文朝野汇编》一书的影响，特地到永洪庵考查，但是来到这里后，却找不到任何依据证明建文帝曾经来过这里。后来他经过反复推度，就强将佛堂侧边的一尊佛像认作是建文帝，并指着这尊佛像对众僧说：“建文帝曾经是你们永洪庵的开山之主，你们怎么将他放在侧边位置上?应该单独为他开辟一间佛室供奉才合情理!”当时永洪庵的所有僧人都感到惊奇，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建文皇帝来此当过开山住持，更不知道佛堂侧面那尊佛像就是建文皇帝。胡运平面对众僧人的这一反应，只得采取自欺欺人的口气说：“不是这里的僧徒们不知道建文帝来过这里，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礼仪和道里。”于是，胡运平只好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办法，按照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一书所说，重新为永洪庵镌立碑记，将建文帝来此一事镌入新立的碑记之中。并在庵后面的山洞左侧新建一楼阁，将佛堂侧边他所认定的那尊佛像移入新建的楼阁中，当作建文帝的遗像来加以祀奉。

从胡运平考查永洪庵这一情况看出，所谓建文帝来永洪庵出家当住持一事纯属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一书凭空捏造!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将胡运平永洪庵《题建文帝碑记》附上，以供研究和参考。该《碑记》说：“……故庵堂罗诸佛，居帝于侧，非不知帝，土人不知礼也。然而非体也。余至，恻然者久，谓众僧曰：‘帝为此庵开山之主，宜独皆一室，以长此香火’，而众僧若未解。”自后，徐霞客来此考察，所见建文帝事迹皆是胡运平所为，并将其搜入《徐霞客游记》之中，又新加进“建文帝来此植树”等内容。从此，所谓建文帝来永洪庵出家一事，在该庵众僧中，从不知到知之，成为定论。迨至清初谷应泰撰写《明史纪事本末》时，更又具体化了，说建文帝是正统五年春三月来到永洪庵的。于是，后来就有象林先生等部分历史研究者，对胡运平和谷应泰之说置信不疑。

通读林先生的文章，他关于建文帝出亡为僧来贵州的观点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代表目前学术界部分人“轻《实录》而重《明史》”的研究学风，致使建文帝之死与未死一事长期争论不休。作为历史问题研究，我们只须将《太宗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三书中有关史料，按照其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加以对比分析，就会发现：《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两书中，关于建文帝出家为僧等诸种说法全出自明代中叶以后的各种谣言和传说。有的在当时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到他们的笔下更是具体化了。有的则是《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的撰写者们所捏造，如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就是一例。由于有一部《太宗实录》的存在，要想推翻建文帝已死一事也并不容易，对此，《明史》的编撰者们，比起谷应泰来，学风上还算要谨慎一些。虽然他们在《恭闵帝纪》中杜撰进了“或云帝由地道出亡”等内容，但是在该“纪”最后的结论中，他们还能给自己留下一个因伪造历史而推卸责任的台阶，能够客观地承认，他们所增入的史料和内容，存在着相当的水分和不足。如他们在《恭闵帝纪》后面的赞语中说：“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这确实是对建文帝未死之说及其资料来源等可信性所作的较为公正和客观的评价。同时也给我们今天研究和认定这一历史问题提出了警戒。

通过以上考证，所谓建文帝未死而流窜到贵州一事是不能成立的。那么，“红崖天书”又是什么东西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人为书写的文字或图画，而是岩石中所含矿物质经过风化后形成的天然花纹，因此无论用“篆”、“隶”、“章”、“草、“楷”和“彝文”中哪种书体都不能辨认和读懂它。关于“红崖天书”为天然花纹一事，笔者早在1985年7月就以《浅谈无铭记(无确定年月)摩崖石刻及其断代问题》为题，写了一篇三千三百字的文章寄去省文化厅《贵州文物》编辑部，对“红崖天书”和赤水“官渡岩刻”进行研究和探讨。文章寄到《贵州文物》编辑部后，由于该刊不久后就停办，文章未能发表，也未退稿。这里将笔者在那篇文章保留底稿中，节录出笔者二十六年前研究“红崖天书”时的一段文字，作为笔者考证此事的观点和结论。其文是：“贵州关岭县之‘红崖古迹’，自明代以来对它进行研究的文人学者不下数十人，但均各持已见，无一定论。其实历史上象这种‘非摹非刻’的所谓‘岩画’何止关岭一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曾记载内蒙古的‘阴山岩画’，说那里山上石头上有类似战马之类的图样。另外《水经注》还记载说今湖北宜昌长江岸边有‘黄牛山’，有人牵牛图样。其它如广西宾州的‘仙影山’、武宣的‘仙岩’，黑龙江‘海林岩画’，江苏‘连云港岩画’和云南‘沧源岩画’等，均被载入史册。但到目前为止，部份‘岩画’，已消失不见了，如湖北宜昌的‘黄牛山’。”

“就笔者愚见，象这种‘非摹非刻’的‘岩画’，若要说它历史多么久远，出自古代某个民族之手，实在使人难以信服，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是远古民族用色彩在自然界中绘成的图画或文字，岂有年深月久而不退色消失之理?”

“就世间流传的‘岩画’而论，有的确是人为的画，但多数都是‘天生的文字’，或‘图案’，这种现象应算作偶合。比如岩石中含某种化学成份不均匀时，在氧化还原过程中形成某种偶合图文，给人以假象。有的则是由于后人摹写翻刻时为了符合自己的目的人为地修边去角以成‘文字’，如清代人填摹关岭‘红崖天书’就属此类。”中国古代的文字，无论何种书体，其组字结体笔划上都是有一定的章法和规律的，即便是汉代还流行的“虫鸟文”，它都有其“虫鸟象形”的造字规律。而“红崖天书”则是杂乱无章，与哪种书体都沾不上边，无古代书法造字结体的章法和规律可寻。

“此外，一般说来，人为的‘岩画’或‘文字’要保留到今天，其形成年代肯定较晚，如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唐、宋时期书画一样，保留到今天已有不同程度的色变现象，何况说保存于自然环境中的‘岩画’，岂有经年累月不受风化剥蚀之理?因此，本人赞同丁文江教授关于‘红崖古迹’为‘自然石花’的论点。即：‘该(碑)不能以书迹读之。意者石质中若含朱砂水银之属，故字青石赤，其地脉之潜籀乎?’”

笔者以上论点虽是针对当时“红崖天书”为“禹迹”说、“诸葛武候手迹”说、“道家符录”说和“古彝文”说等诸种学说的，但当时笔者已提出“红崖天书”为“岩石所含不同化学成份氧化还原后形成的‘假象文字’，并非人工所为”这一论点却是值得重视的，这是笔者继丁文江教授之后提出“红崖天书”为“天然石花”的第二个人。笔者和丁教授的这一论点，在后来周天厚先生的研究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周天厚先生自1981年起，经过14年的查阅史料和1994年冬天再次探访“红崖天书”等调查研究工作，终于在1995年《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发表文章，以充分和科学的依据，提出：“关岭《红岩碑》不是任何古人类涂上去的字或画，而是一种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与笔者的观点相同。至此，丁文江教授第一，笔者第二，周天厚先生第三，共有三个人明确提出“红崖天书”为“天然石花”的论点。

通读林国恩先生的论文，虽然他提到三次来贵州考察，但都未见“庐山真面目”。倘若他知识面广一点，同时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并且又了解到笔者在内以上三个人的研究，他也许就不会提出“红崖天书”为“建文帝《伐燕诏檄》”之说。即便写文章研究，也不致于象今天这样自信，说“红崖天书”在他手中“破译有望”了!

2000年3月6日于遵义

补注说明：据网上公布的材料，后来林国恩先生曾从“红崖天书”的“笔划”中取了一块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厚达几公分深的范围内均为同一种颜色，说明这是岩石自身的物质成份，并非人为所致。试想：若是人为书写的文字，岂有挥笔间在陡峭崖壁上颜色能垂直向里面渗透几公分之理?

2014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