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学起义的反思

　　

　　1856年（咸丰六年）5月,李文学率领彝、汉、回、苗、白、傣等各族人民5000余人，在云南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提出了“驱逐满贼，除汉庄主”的革命口号，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当地地主阶级和保护地主利益的清政府。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坚持了20余年的农民起义。
　　
　　李文学起义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1855年大旱，粮食严重歉收，官府和地主仍旧催租逼税；另一方面是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其最主要原因，是云南哀牢山的各族群众受尽了清朝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另外，外界的影响。即两名太平军战士王泰阶（四川汉族）和李学东（凉山彝族）。二人负伤掉队后来到哀牢山，在贫苦的各族群众中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在理论上和行动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致使起义顺利进行，他们在起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下面就这次起义的失败原因、历史功绩、历史意义，谈谈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失败原因
　　
　　李文学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西南地区规模大，范围广，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战争之一。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1）从主观上分析，由于李文学起义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在农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李文学起义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李文学起义在初期从上到下都保持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后来发生一连串杞彩云、李明学等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可以这么说，在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是李文学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2)从客观上分析，正当李文学起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起义形势却出现了逆转。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天京陷落，捻军也归于失败，杜文秀退守大理。清军得以缓过气来，加大了对李文学起义的清剿力度。清军首先突袭了哀牢山西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交通要道—通关哨。通关哨的失守，切断了哀牢山中段与东西两侧的联系，打乱了起义军向西发展，然后东出的战略计划。一八六六年，通关失守，副帅田四浪只得退守四迭岩。四迭岩为田四浪最早建立的营盘。清军多次围剿，长达数月，未能得逞。王泰阶夺回通关，与清军激战时，田四浪闻讯，帅部赶去支援，田四浪尚未到达通关，通关哨已被清军攻占，便退守过得岩营盘。过得岩营盘地势险要，岩西为陡峭的悬岩，南边是重叠的山峦，北面是深沟大箐，东南面有过得河。只有东西一条险要的小路攀援而上到达营盘。清军包围了过得岩，多次攻击，没有。不久，坚守过得岩的起义军的粮食和用水严重短缺。为摆脱困难，田四浪与将领们商量，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去密滴求援兵。虽然，通过激战重新夺回了通关哨，但是起义军的力量受到巨大损失。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清军再次调集两万人马，由游击孙世恒、守备李应元统率，攻打通关哨，当地土司思陀、瓦渣的武装配合清军，面对两万多清军和土司武装的进攻，王泰阶率一千多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通关再次失守，大部分战士战死。王泰阶，普顺义、字阿乌等重要将领壮烈牺牲。王泰阶是李文学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和决策者，它的牺牲，给李文学起义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李文学起义作为一次农民战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在于打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扶正历史前进的轨道。至于自身的历史归宿，或则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或则如同刘邦、朱元璋一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
　　
　　二、历史的功绩
　　
　　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军，在其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了一系列符合群众利益和有利于革命斗争的政策措施。
　　
　　（一）土地政策切实可行
　　
　　一八五六年五月十日（咸丰六年初七日），李文学在王泰阶、李学东的协助下，在瓦卢村后山天生营聚众誓师起义。李文学慷慨激昂地宣读了起义檄文：
　　
　　“我哀牢之夷民，历受汉庄主之欺凌，僻之山野，贫苦为生，几十世矣，自满贼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白发爹娘，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方今刃及颈项，岂容奢冀免死？矛逼胸堂，何望乞怜求生？本帅目睹惨状，义愤填膺，膺举义旗，驱逐满贼，除汉庄主。望我彝汉庶民，共襄义举；则天下幸甚！我哀牢庶民幸甚！”
　　
　　李文学根据哀牢山的现状，合理借鉴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纲领：“帅府督府近郊之庄主田亩，悉收军耕，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税，按岁所获，课赋二成，荒不纳。”这一土地纲领，把广大哀牢山的庶民，从受庄主剥削压迫的锁链上解救了出来，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真正意义上减轻了负担，确确实实得到了好处，从而真心实意拥护这一农民政权。
　　
　　我们不妨把李文学的土地纲领与同时代的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广西农民起义军的《大成国公黄鼎凤告谕》相比较。
　　
　　首先，纲领富有平民化。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上一半”，《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提出“有田同耕，有饭菜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其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广西农民起义军的《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规定：“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畲水田，均为我农所僻，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田主不得借故收租”，李文学的土地纲领与与《天朝田亩制度》相比，没有浓厚的宗教彩，更贫民化，人性化。《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虽然否定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然而土地归上帝所有，人民只能从上帝（天父）那里得到恩赐，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本质区别。人民只能靠上帝仁慈去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事实上，太平天国这一土地纲领为后来天国内部的娇奢腐败埋下了祸根。哀牢义军的土地纲领直接规定土地为庄农所有，不属于什么神仙皇帝。其进步意义清晰可见。应该说，这同李学东、王泰阶等人一贯不信教有直接的关系，两人到哀牢地区促彝起义，从未宣传鼓动彝民信仰上帝，外国传教士来哀牢地区，还受到过彝民自觉的抵制。
　　
　　其次，纲领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内容很充实、全面，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只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一个口号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措施不具体，没有操作性，不可能真正执行。哀牢义军土地纲领简明扼要，有很强的操作性。义军无须花过多的精力进行土地再分配。铲除庄主，土地自然回到农民手中，义军给予承认即可。另外，纲领不会引发过多的不必要的矛盾，能够为各族群众乐意接受。
　　
　　李文学制定的土地纲领，它满足了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要求，极大调动了他们参加起义的积极性，起义伊始，义军仅五千余人，后发展壮大为近十万人马，有汉、哈尼、白、傈僳、苗等民族参加，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参加，这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是少见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义军的土地纲领。纲领的实施，增加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彝民举事之始，汉庄主挑拨离间，说彝人得势后就要欺压汉人，许多汉民不明真象，一时之间也十分害怕，由于土地纲领的实施，各族人民都得到了实惠，他们意识到，“夷不暴，暴者乃汉庄主与皇清耳。”他们由恐惧转变为同情革命，直到自觉参加革命，在共同的战斗中，各族人民同仇敌概，同甘苦，共命运，写下了空前的各民族团结的新篇章。有力促进了哀牢山区的生产力的发展。
　　
　　(二)经济政策行之有效
　　
　　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水平，李文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
　　
　　1、兴修水利，改善山区农业生产的基础。
　　
　　弥渡县牛街乡密滴下村的大水井，人称“帅府泉”，就是李文学亲自倡议修建的水利工程之一，水井虽不大，但采用暗沟引山泉灌入，泉水不断，井水不枯，水清如镜，游鱼可数。李文学为保护水井，在密滴下村大井之上，又修建了一座龙王庙。井水由庙门两侧石槽中流出，供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2、积极兴办工厂，发展贸易，振兴经济。
　　
　　帅府委派笪刑，组织一部分医生建立工厂制造中药，组织技术骨干开矿，炼铁和制作铁器。建立了根据地制盐中心。他大力提倡农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同时，积极兴办集市，促进流通。至今哀牢上段有许多被称为牛街、兔街、马街、龙街，就是以当时赶集的日子来命名的。帅府设立了专门的对外贸易机构，收买老百姓手里的皮、毛、麻布、竹器、药材、蜂蜜、核桃等农副产品，集中起来，组织马帮、牛帮，运往思茅、普洱等地出售，然后购买生活、生产所需品运回根据地，转卖给老百姓，以满足群众的需要。
　　
　　李文学采取的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经济的措施，有力促进了哀牢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寓兵于民，全民皆兵。
　　
　　他提出“军不忘家，可以战，粮不全取于民，民得以养成”的方针。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到处都布满了营盘，每个营盘都是一座战斗堡垒。起义军最大的营盘就是天生营。曾经同时驻有常规营与家口营，家口营最多时，达到一千多户。天生营营盘建在险峻挺拔，直指云天的山峰上，登山进入营盘，要经过一道大陷井和两道大水沟，主营外还有一道大壕沟。主营前两侧即天生营的左峰和右峰，还有两个保卫主营的常规营，易守难攻，是起义军的重要后方基地之一。龙树营盘也很有特色，它建在一个小巧玲珑山包上，中间有土碉堡，四围挖了一丈深，一丈宽的壕沟，放满水，只有一条路可通营盘，路两边还伪装安置有鹿角架，也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营盘中的军民，有仗打仗，无仗盘粮，“令是我的令，三更造饭五更吃，天亮寅时要出发，有仗打仗，无仗搜山。”寓兵与民，全民皆兵的军事政策，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有力巩固了根据地。
　　
　　（四）重视民族团结。
　　
　　李文学时刻不忘团结各族人民，甚至连其牺牲都是出于他的民族互助行为。1872年，清军围攻大理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李文学赶去支援。
　　
　　李文学的政权从某个层面来说是民族联合政权。参军、相当于文官之首王泰阶是汉族，副参军、刘炳贤是汉族，副帅田四浪是哈尼族，右都督徐东位是哈尼族，南靖都督刀成义是傣族，杨明都督府都督杨承熹是白族。起义将士有彝、汉、哈尼、白、傣、傈僳等民族。
　　
　　李文学起义纲领，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这一鲜明的主题，他提出“我彝汉庶民，共襄义举”的主张，就是动员彝族、汉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贫民百姓一块行动起来，高举义旗，铲除赃官，杀绝恶霸，澄清环宇。李文学在分配土地时，不分彝汉，不分等级，一视同仁地把没收到的土地法“悉归民所有，免租薄赋”，根据调查资料，这一政策，在农民政权有效控制下的大部分地区，已得到基本的实施，彝汉等各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这一政策的实惠。应该说，李文学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民族团结观。他认为：“本帅与夷汉贫户，同受满贼、汉庄主之苦，”因此，他明确指出：“汉人与各族人民为敌的，是庄主、豪强，贫穷的老百姓不是敌人，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统统打击。如果把汉人都当作敌人，那么我们孤立危险了。由于李文学比较正确地执行了一条民族团结的路线，在起义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记载，李文学起义初期，一部分汉族老百姓受庄主、官吏的欺骗，害怕义军侵害他们的利益，对义军不理解，不支持，当他们亲眼看到义军杀富济贫，杀官安民的义举，他们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未及旬日，哀牢、蒙乐、六诏之夷、汉、回、傈僳庶民咸操刀持矛来归附”，清文人王衮慨叹：“汉人贫无食者，皆争附之”。当时哀牢地区留传有“素夷汉穷人是一家，杀尽满贼与汉家”的民谣，便是当时民族团结，共抗满清的真实写照。
　　
　　李文学的民族团结、亲民爱民、民主和谐精神，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启示意义。
　　
　　三、历史意义
　　
　　第一，李文学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第二，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李文学起义是西南农民起义中久、规模大、影响深的农民起义其中之一，他和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促进了哀牢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加速了清王朝在西南地区的衰落与崩溃。李文学起义的最终失败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2013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柯雨田，原名左岐洲，1962年11月出生，巍山县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高级讲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巍山县文学协会理事。著作有：《柯雨田诗选》、《浮云》、《》、《怪圈》及《牧马村》（长篇小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