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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燕的悲剧色彩

  

  
  ——读田松林的《花燕》
  
  有张有合,有起有伏,不枝不蔓,收敛自如;人物有血有肉,有棱有角,不毁不誉,自然天成。故事进展中有主角,有配角,人人都有故事;人物活动里有大事,有小事,事事关乎人物。《花燕》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花燕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故事发生在“六十年前”(眼下算应该是七十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位贫家女子,打小要强,靠打渔摸虾挖野菜填补家人肚皮。因为急切救出被绑架的父亲,演出了弱女换父的惊人一幕,从此委身伪队长,成了“草上飞”的小老婆和日本中队长的,过上了从小就一直憧憬的“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的好日子,最后出人意料地射杀了“草上飞”、毒杀了小鬼子,自殁于歪脖子红荆树下。
  
  田松林先生是大洼文学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建树者,《花燕》中的大洼元素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但是,仅仅凭借土坯房、大苇洼、红荆树、苇箔旋等自然元素并不能恰切反映出大洼文学的全貌,因为自然元素是外设的道具,是人物活动的衬托。文学是人学。窃以为,真正能够展现大洼文学真髓的还应该是活灵活现、独具特的典型人物,并以此影响,指导人生,教育人生,改善人生,努力让人生达到至善至美的理想高度。
  
  花燕是一个苦女子。没出世父亲就闯关东,四五岁还光着屁股,七八岁就开始挑野菜、掏螃蟹、吊鸭子、打渔摸虾果腹家人;因为没有“我”作伴,不能完成“一天挑一筐子菜”的硬性规定,而去偷老鱼怪苇箔旋里的鲇鱼被打了腚;羡慕“我”家条件好一心想嫁给“我”而又被拒之门外;长到十八岁天天喝凉水,顿顿吃糠咽菜就辣椒;及至救出被绑架的父亲,又被迫上演了一女嫁二夫的丑剧,最后年纪轻轻用吃信石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抗战时期,国弱民贫,穷人孩子早当家,干点零活补贴家用不足为苦,但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却既是小妾又是情人,委身于国人痛恨的伪军和民族仇恨的鬼子,乡人不理解,亲人不正视,被人们蔑视地称作“花燕”,却恰似吃了黄连茎,做了牺牲品。
  
  花燕是一个强女子。花燕从小就不怕人们,敢想敢干,“我又不吃他家饭,不穿他家的衣裳”,振振有词;在哀求做“我”媳妇不成后马上做出“我要给更富的人做媳妇去,穿绫罗绸缎,吃鸡鸭鱼肉,气死你,馋死你。”的剧烈反应,不料一语成谶;解救父亲没人敢去而自告奋勇,早就打定了“把我爹放回来,把我押在那儿”的主意;面对“草上飞”的淫威和轻视,半碗酒一仰脖子灌了下去。小草望生长,小鸟盼飞翔。国土遭人践踏,国人民不聊生,官匪横行乡里,倭寇烧杀抢掠,生存环境何其艰难,生存何其狭窄。但花燕没有向生活屈服,没有向歹人低头,始终没有泯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找个好人家,吃饱穿暖,“让俺爹回来和俺娘好好地过段日子”。这也恰恰是朴素的大洼人心怀憧憬、不屈不挠、顽强向上的性格特征。
  
  花燕是一个惠女子。从小就跟着“我”挑野菜,既能作伴又能吃半块饼子;为充饥偷鲇鱼、拔萝卜,为给生病中的娘解馋偷拉羊尾巴,小小年纪耍尽了小聪明;救出父亲后向“草上飞”提出吃穿要求和要枪“崩了老鱼怪”、“别到俺村逮人绑票”的条件,周旋于伪军和鬼子之间,确保了土匪不绑票、鬼子不扫荡、鲤鱼湾不死人、不丢羊和全村姐妹不受侮辱,及至射杀“草上飞”,智杀小鬼子,苦了自己佑护乡民,可谓费尽心机。聪明是有心眼,会用手段;智慧是有头脑,会用心机。
  
  花燕是一个烈女子。花燕从小就有朴素的生活追求,向往过上嫁好人家、吃好穿好的生活。小时候哭着喊着给“我”做媳妇被拒绝,自尊就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发下了“气死你,馋死你”的狠誓;一女嫁做二人妇后,仍然念念不忘儿时的心愿,却遭到“我”“不知羞耻”、“丢人现眼”的侮辱和谩骂。给全村人遮风挡雨没人领情,为全村人舍身丢脸没人同情,最后只得自殁身亡,死在向往幸福愿景的红荆树下,以死洗清白,一死求节操。实话说,对于花燕的死,村人有责任,没人理解,没人同情,没人支持;“我”也脱不了干系,从小就扼杀了花燕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幼芽,最后以党员身份来做工作,却没有申明大义,没有讲清利害,只是一味地讽刺挖苦,一把把往花燕受伤的心上撒盐。假如“我”和风细雨,晓之以理,既能锄奸惩恶,又能把迷途羔羊引上正途,岂不两全其美?
  
  悲苦的生活,悲凉的人生,悲惨的结局。从小无依无靠,少年无所适从,成年无人指点,有理想,敢向往,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意识的束缚;从小敢爱敢恨,少年有仇必报,成人爱憎分明,有善恶,明是非,却做出了亲者痛仇者恨的智动义举。设身处地地想,我们勉强有哀其不幸的牢骚,但不该有怒其不争的非议。一心向往好日子,却误入魔掌;一身顶住恶势力,却遭人诽谤;一举除掉心腹患,却自殁身亡。心怀善良而又与恶人为伍,力挺大义而又与众人离索,有善良之心无善良之名,有英雄之举无英雄之名。这,恰恰是花燕的人生悲剧色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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