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

　　

　　故乡的老街在六十年代以前是卢集镇最为繁荣的地方，穿街而过的小路两旁坐立着高矮不一的泥坯草房，与老电影中抗战时期的老百姓住房一样简陋又寒戗。傍街而居的村民大都是一些老户，年轻人早就搬离此地，去县城定居或到外地打拼。老人们自是不愿迁徙已习惯这里的，虽然现在的农村经济也在快速发展，但历年的小城镇改造却未曾让这里有过丝毫变化。几天前，我回老家时看到旧房舍还在，村头古桥还在，水牛塘边的芦苇荡依旧青梗梗绿油油。那一条条小巷，藏着我时的乐趣。一堵堵门墙，勾起我许多儿时的幻想。漫步于老街蜿蜒窄长的道路上，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奇特，像走近一个偏僻世界，走近一个由童年堆磊的家乡。那些老人妇女们依旧三两成群地在一起说笑聊着家常，顽皮的孩子们有的穿梭在草垛间奔跑，有的跑到杨嫂家门口捉迷藏。
　　
　　杨嫂已死了多年，只留下一间已经坍塌的草房。幼时于乡间老人的口中听说很多关于杨嫂丈夫的故事，知道他的名字叫思敏是一个大官，好像是宋子文手下现居台湾，据此推断杨嫂的丈夫或许当年在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南下时就随着中央军队伍逃离了大陆，而后音讯全无。我那时很小总是将他与历史牵连在一起，所以对此事映像颇深。直到现在我还对杨嫂一生的苦难艰辛与文革遭遇以及受三从四德的禁锢深表同情。杨嫂守寡几十年，当地街坊对她的评说自然是贤淑贞洁，足以标榜立坊，她悲凉辛劳的一生被村民们传为十里八乡的典范。杨嫂的孤守明显带有旧时代婚姻观那种疯痴劲头，在她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从四德已成为生命存活的理由。
　　
　　我们那里是偏僻农村，当时生产队也叫做农业社，既然是农业社那么每个人都要凭劳动力去赚工分。像现在工厂里打工族，工厂有休息天，也有待遇福利。生产队可没有，无垠的田野间只能见到社员们挥动铁锹锄头汗流浃背。生产队的社员长得美或丑似乎并不重要，干活力气的大小也不重要，只要你的身份是贫农，你就是又红又专的光荣劳动者。文革时期老街上风起云涌，造反派让杨嫂既不得安身又逃避不得，她的成份说不清楚又加上有海外关系，于是一场场批斗会让她像一个惊弓之鸟如履薄冰。
　　
　　在无垠的田野间，远远看见胳膊上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朝着地头赶来，他们不时地向这个天然农场投来一个个阴森森的冷笑，杨嫂便测测发抖。村里人都知道杨嫂曾在一场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打断了腿，落下了瘸腿残疾。她现在只能低下头少说话，随时接受狂风暴雨的轰逐与乡村邻里的嘲弄。孩子们自然是无忧无虑的，那时我经常会与几个小伙伴在晚饭后跑到杨嫂家门口玩捉迷藏，她总是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远远看着我们笑。她很喜欢孩子，尤其是我，因为我父亲是大队支书。老街的村民们在清闲时总会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聊天，杨嫂是绝对不敢凑过去的，他知道自已的成份不好，老街上的人们又民风柔婉，政治觉悟高，因此对她总是不冷不热避之不及。杨嫂只能躲在自已的草屋内默默地等待苦熬，熬干了眼泪，熬走了笑容，像一颗没有绿叶的小树颓然又悲凉。
　　
　　终于四人帮被打倒，可怕的大革命过去了，一个让杨嫂突然间紧张起来的消息传来，附近村庄陆续有台胞返乡的喜讯。杨嫂本已绝望的眼中又陡然透出一丝光亮，几十年风雨好像要熬出头了。杨嫂显得尤为焦急期待，她瘸着腿走向附近村庄一家一家地打听着有无思敏的消息。此后她每天都在焦盼中等待，苦寂中遐想。回归的侨胞一批又一批，杨嫂奔走的也一趟又一趟。记得一个叫黄成先的老台胞终于给杨嫂带来一封信，那是思敏从遥远的台湾托他带过来的。思敏知道杨嫂还活着，立即央求同乡黄老先生给他带来这封信件，说他自已也正在想办法办理手续准备回来看看。
　　
　　那是一个令人的回忆，一想起来就觉得心头堵实，鼻子发酸。杨嫂不识字，她找到老街上的王武成请他把信读给自已听，王武成是憨厚之人，办事就是认真，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结束杨嫂都会饮泣良久。以致后来街坊邻居也都知道了杨嫂的丈夫思敏在台湾已娶妻生子，不过思敏在信中再三强调一定会回来看一看家中老婆。杨嫂不好意思央求王武成每天给她读上一二遍。她只能反复摩挲着信件纸张一遍又一遍，数着信中的个数与行数，几十年等待全部寄托于这封信件的内容，她不像知识分子们会推敲文字的含义，她只能用既焦灼与企盼的眼神数着一个又一个字迹。于是夜间草屋内经常传出杨嫂数字的声响，数累了倦了，梦乡中好像望见了遥遥的海滩，海滩那头就是台湾。听王武成说老街古桥下的围河通往洪泽湖也能通到大运河甚至通向茫茫的海岛。
　　
　　思敏当年随着国名党队伍的最后撤退就与家中失去了联系，他每天只能在思念与忧愁中度过，觉得自已再无回乡之日。时光流逝，在同乡与朋友的劝导下他又重新组织家庭有了自已的老婆和孩子。其实每个人都想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回到世世代代养育他的故土与河流。不管漂泊多久，老了总想回去也算是叶落归根吧，这种欲望已深深寄存于每个人的血液中永不消失，思敏也是如此时时刻刻也忘不掉自已的故乡。故乡在每个人的心中永远都是那么美丽那么难忘。
　　
　　老街地处偏僻房屋拥塞，但村庄四周却有一条围河悠悠流过。河流尽头是生产队的牛棚，哪里有一个宽阔清澈的水牛塘，塘边草木林荫苇草茂盛。杨嫂经常会到那里去，从那片绿森森苇草丛中砍一些芦柴回来放到家中晾干，清闲时她会编一些苇席换些钱粮贴补生活。如今杨嫂的身体好像大不如前，长年的焦虑忧愁已过早的将她拖入暮年。就在前不久杨嫂在生产队的劳动中已晕倒过三四次了，生产队长看她似乎不会熬得太久，就发了善心准许她不用再到田里干活，回家帮队里编一些苇席吧。那个时代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像杨嫂这类人一旦得了大病恐怕就时日无多，这种事在过去的农村倒是经常发生。
　　
　　杨嫂过去做的梦太多，以致满头脑都载满梦想，她拖着踉跄的步履蹒跚在期望与苦寂的时光里。现在唯一期盼的精神支柱已经倾覆，现在她已陷入茫然与惶恐。以前她曾听老街上的王武成讲过许多贞洁贤淑的故事，也想自已终究会守得云开见月明，相邻几个村庄不就有不少侨胞鬓发苍苍回归家乡与老婆孩子团聚吗。可思敏在台湾已经有了自已老婆孩子......黄寡妇长长地叹了口气，已乱了方寸，不知道自已该怎么办。
　　
　　她知道自已时日不多考虑再三，她委婉地央求邻居王武成替她写一封寄向台湾的信。写信是文化人的事，杨嫂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描述着自已的心酸与悲凉。王武成铺纸执笔反复推敲着语句，为了尽心谨慎也让人们知道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将杨嫂的无穷幽怨和焦灼企盼都调理成文绉绉的章句。颇为慎重地装入信封，然后将这颗已经支离破碎的心寄向远方。
　　
　　寒冬骤冷已近年底，杨嫂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已是三四天都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她料想自已可能等不到思敏的来信了，屋里也没有什么需要拾掇的，更没有她值得挂念的事。她迷迷糊糊地看到老街北边那个古桥，桥下的围河能通向远方，通向更为宽阔的海湾，那是她最终归所。外面朔风呼啸，大纷纷。这年她七十岁已是暮年，手里攥着那封皱巴巴的信件。幽深的街道还是那样宁静，杨嫂的草房在茫茫的暴雪掩盖下变得更加渺小几乎看不见了，只剩下低矮的门洞。街头的古桥还在，桥下的围河依旧潺潺流动。
　　
　　我记得好像在第二年的清明时思敏回来了，那天的仪式颇为，没有唢呐，没有祭仪，整个世界都在悲哀。天空飘着丝丝小雨，迎面吹来缕缕凉风，老天营造出一个颓然悲凉的气氛。思敏从老街的南头一路走来，显然泪如泉涌悲戚万分。他跌跌撞撞走向杨嫂茅屋，没有哭声却显得那样焦促悲凉，快到杨嫂的草房时他已是匍匐在地，双手拍打着地面，终于悲声大起，大地震颤。浪迹他乡的游子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曾经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难忘岁月，企盼流泪的眼神已被岁月磨顿，仅留下一颗灼热的心，将几十年压抑在身体内的一股脑奔泻出来。思敏那天哭了很久，哭声飘漫整个村庄。回荡于街头那座古桥。
　　
　　顺着桥向北二里就是北圩队的澡堂门，人们都知道澡堂门墓地是我们村庄最好的丧葬之地，那里枯荒萧条，铺展着高低不一的坟丘，寒风在坟丘间呼啸，纸幡在田野中飘摇。杨嫂的坟茔修的阔气体面，坟前立有碑文上面刻着那封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