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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爱

  3年前,我和母亲私下约定,由我出资给小弟买套房子。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工资也不高,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压力,但是看到母亲谦卑而企盼的目光,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母亲浑浊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她揽住我的肩头,声音呜咽着说:“好孩子,你这都是代妈受的苦啊!”
  
  要给小弟买房子,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要求,还因为小弟,小弟不是个健康的人。
  
  小弟小我两岁,母亲说他出生时其实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儿,眼睛大,皮肤白,比我漂亮。小弟3岁那年,突然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母亲心急火燎地去村里的诊所找大夫,结果那个大夫用了过量的抗生素,小弟再也不会说话,听力几乎为零。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不肯收小弟,母亲找到校长说尽了好话,校长终于答应在班里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小弟的书读得很艰难,老师讲的课他一点都听不到。我主动留了两级,要求和小弟坐在一起。我写字的速度很快,几乎赶上了老师的语速,小弟就靠着我帮他记的笔记,成绩居然一直都不错。
  
  但是在学校里,小弟还是因为有缺陷而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塘,里面全是黑乎乎的污水,小弟不止一次地被人推进水塘里,弄得一身湿淋淋地回家。那一次,几个同学把他挤到一个墙角,非要扒小弟的裤子。我冲上去,捡起一个酒瓶,照着闹得最凶的那个人头上就砸了过去。
  
  我打的那个人是村长的侄子,这件事不但让父亲赔偿了一大笔巨额医疗费,小弟和我还都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抄了一根铁棍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还敢出去给我惹事?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吓呆了,小弟却冲过来,一把抱住父亲的腿,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夺过父亲手里的铁棍,朝自己的身上猛抽起来。母亲扑过去,抱着小弟,全家人哭成了一团。那天晚上,我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有尖锐的疼痛朝我袭来。小弟帮我擦去眼泪,拍拍胸脯,意思是他是男子汉,这点痛不算什么。
  
  后来父亲费尽周折,找了镇上一位亲戚说情,总算又让我回到了学校。但小弟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入学校半步,小小年纪便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割草放羊。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30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黑地拼命。16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130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50块,交给母亲50块,自己只剩下30块钱作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的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50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4年,小弟每个月50块钱,整整给我寄了4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人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的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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