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后唐明宗李嗣源陵墓

             

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13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上源驿事件时，17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勖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中。”战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16）随李存勖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勖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勖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著，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勖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勖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勖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勖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勖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因此，他著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

    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勖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68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