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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事质疑

原标题:杜文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事质疑

唐代大诗人李白到过长安,在学术界有一次、二次乃至三次入长安说,此事暂不讨论。其中天宝元年(742)这次入长安,经贺知章的推荐,供奉于翰林院,但随后就被迫离开长安,通常认为这是他得罪了权贵高力士之故。高力士作为内廷宦官,与文人学士并无多少交往,之所以能与李白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其为李白脱靴之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

为了便于分析问题,首先梳理一下有关此事的相关记载,以呈现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

最早记载李白与高力士接触的是唐人范传正,其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一文,其中提到唐玄宗与群臣在白莲池泛舟,派人将李白召来,由于其已喝醉,“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云云。这是范传正在元和十二年(817)迁葬李白于当涂青山墓时所写的碑文。此文尽管对李白推崇备至,但对高力士却没有丝毫贬义,仍称他为将军。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没有提到脱靴之事。

接下来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一书中写道:唐玄宗命李白撰写新词,由于李白喝醉,遂以水浇面,醒后一挥而就,一连写了十几章,得到皇帝的赞赏。后来,又一次面见皇帝时,李白遂伸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就是说由于李白失礼,唐玄宗命令小宦官把他赶出宫去。可见,高力士并没有为他脱靴,反倒是李白大丢面子。尽管如此,此书无疑是最早记载脱靴故事的一部书,以后的记载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来的。

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故事基本形成于唐人段成式所写的《酉阳杂俎》一书,其中写道玄宗于便殿召见李白,李白气宇轩昂,玄宗降尊屈贵,特意允许李白脱去靴子。李白遂伸脚令高力士脱之,高力士无可奈何,只好为他脱靴。召见结束,李白走后,唐玄宗对高力士说了一句,“此人固穷相”。所谓“穷相”,意思是说李白是穷措大,有些不识抬举的意思。

可见越到后来,故事的内容演变得越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因为历史研究者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即史料越早越可靠,晚出的记载往往需要考证真伪后,才可使用。可是关于此事的记载,却是越到后来越丰富,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记载的真实性。

有一点需要指出,从上面的几则记载看,李白并不是一个胜利者,《唐国史补》说他因此而被玄宗赶出了宫门,另一条则说因为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玄宗的反感,而高力士并没有因此而丢失面子,他还有必要再进谗言吗?需要说明的是,《旧唐书·李白传》也记有这个故事,此书成于五代,是晚出的史籍。其记载与《唐国史补》基本相同,只是将李白赶出宫门,改为“由是斥去”,终生放归山林。

以上这种情况当然不符合李白崇拜者期望,于是便有了对这个故事的进一步改造,以便把李白进一步塑造成敢于蔑视权贵的英雄,从而使脱靴故事发生了质的变化。

据唐末李濬所写的《松窗杂录》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在兴庆宫沉香亭前牡丹盛开之时,有一天,夜晚月色甚明,玄宗与太真妃来到亭前赏花,并从梨园弟子中择优奏乐助兴,由当时最著名的歌者李龟年领队。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宣召李白前来撰写新词。李白大笔一挥,写成了《清平调》三首。玄宗非常高兴,命以新词演唱,尽欢而散,从此对待李白格外垂青。但是高力士却因为自己给李白脱靴而深以为耻,寻机中伤李白。有一天,太真妃又一次吟起了李太白的《清平调》,其中有两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高力士说,我以为妃子怨恨李白深入骨髓,谁知道您竟然如此欣赏此词?太真妃急忙问为什么?高力士解释说:“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此后,太真妃对李白怀恨在心。后来玄宗打算授官职给李白,都被太真妃所阻止,迫使李白离开长安。由于此事是高力士挑唆的,所以高力士就成了迫害李白的罪魁祸首。

杜文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事质疑

其实此书的记载破绽甚多,其一,此事发生在“开元中”,按照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说法,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730),住了三年,投靠无门,根本没有见到过唐玄宗,又如何能在这期间为皇帝写歌词呢?其二,杨玉环是天宝四载(745)被册为贵妃的,如何能在开元中就称为“妃”,那时杨玉环尚年幼,还没有嫁给寿王李瑁。其三,赵飞燕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从来都是作为美女来描写的,就如同西施、昭君、貂蝉一样,因此李白这样写并无不妥。且赵飞燕毕竟贵为皇后,与杨玉环的贵妃身份相比只高不低,杨玉环没有理由不高兴。

尽管如此,李濬在《松窗杂录》中把脱靴之事写成了早已发生的并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对当时的传说进行糅合加工,构成了脱靴故事在唐代最完整的记述,并成为后来所有脱靴题材作品的原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唐书·李白传》也引录了此书的记载,从而使人们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宋祁修撰,喜欢采用笔记小说中的资料,这为学界所共知。

如果说《松窗杂录》只是完善了这个故事的情节,那么后来一些文人则扮演了把李白塑造成敢于蔑视权贵的英雄。在他们一些诗歌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如贯休《古意》九首:“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玄宗致之七宝床,虎殿龙楼无不可。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可谓对比强烈,爱憎分明,高力士俨然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人物了。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经许多人长期编造而逐渐丰富起来,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仅从事件形成的经过还不能证明此事是虚构的,还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综合各种资料,主要证据有如下几条。

第一,李白本人从来没有说过此事。查遍李白所写全部诗歌与文章,无一字提到此事,包括给亲朋的书信在内。李白曾经对自己被迫离开长安满腔悲愤,如果玄宗在位期间不便说,为什么安史之乱后,仍然没有提起此事呢?

第二,与李白同时代的人没有提到过此事。李华是开元时中的进士,他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中竟无一字提到此事;魏颢也是开元间中的进士,他在《李翰林集序》中写了李白如何受到皇帝的器重,醉中撰写诗歌文章,却没有提到此事;还有就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其所写《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一文中写到李白在长安如何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既然已经写到这种程度,如果脱靴之事确实存在,李阳冰不会不写进去,因为此时唐玄宗与高力士均已不在人世,应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第三,高力士《神道碑》的碑额是李阳冰所写。古代的碑额通常都是要用篆书书写,李阳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擅长篆书,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请李阳冰出面书写是顺理成章的事。古人大都讲究气节,若李白曾受过高力士的迫害,致使其不得不离京流浪,面对这样一个仇人,而且是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威胁的仇人,试想李阳冰还会答应此事吗?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脱靴之事是子虚乌有的。

第四,以高力士当时的地位和权势,李白是不可能令其脱靴的。高力士当时掌管中枢机要,又是唐玄宗的功臣,权势极大,朝中许多将相大臣都依附于他,靠其提携而得以出任将相。不仅如此,连太子都称其“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唐玄宗本人也对高力士非常尊重,呼其为“将军”,从不直呼其名。《新唐书·高力士传》描写高力士当时的权势与地位时,有一句话非常典型,原话是“徼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意思是说,那些想通过高力士以获得政治利益的人,希望见他一面,就如同想见天人一样不容易。正因如此,所以《唐国史补》在记载李白令高力士脱靴时,尽管唐玄宗非常欣赏李白,但仍然不给其面子,把他赶出了宫门。因为在玄宗的心目中,高力士比李白重要得多,是皇家的忠臣、功臣,而李白则是一个没有官职的布衣。早期记载脱靴之事的作者,都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所以还不敢随意编造。

那么,李白当时在长安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要从唐代职官制度的演变入手了。唐朝前期是没有翰林院的,这是唐玄宗设置的一个机构,是专门容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文词之士的地方,给这些人全都授以翰林待诏的头衔。由于把文词之士与这些三教九流之人并称,显然不妥,于是又创立了翰林供奉的头衔,专门授给词章文学之士,以相区别。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外成立了翰林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当时任翰林学士者,大都有其本官,通常大都是中书舍人、给事中、谏议大夫等。可是对李白仅给了翰林供奉的头衔,而不是学士头衔,也没有任何实际官职,显然玄宗把李白与翰林院的三教九流之人视为一体,只不过因为他会写诗歌文章,才称为翰林供奉。后来的人称李白为翰林学士,就是因为学士是从供奉改变而来的,其实两者区别很大,李白生前并没有得到过此职。李白与高力士的地位相差如此悬殊,所以早期记载此事的作者才不敢贸然写高力士为李白脱过靴。

高力士地位如此之高,权势如此之大,李白在长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经常和文人学士打交道,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李白还会主动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吗?除非他在政治上没有要求,无欲则刚。但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不仅想当官还想当高官的愿望还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主动向高力士挑衅吗?

从李白的性格看,也不是绝对不求人,有时还会主动向别人示好。李白在赴长安之前,在襄阳写《与韩荆州书》一文,这是向时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韩朝宗写的一封自荐信。其中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等讨好的文字,并表示愿意委身其门下,“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表示愿意为其卖命。这篇文章无疑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但向人献媚、讨好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再如,《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是他57岁时以宋中丞的名义向唐肃宗写的表章,希望能给自己授一京官,其中写了不少吹捧、讨好皇帝的话。可见,李白的功利心是如何的强烈,到老都没有改变。当然李白也写过一些慷慨激昂、蔑视权贵的话,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然而自我表白与行为往往并不一致,更何况这些大都是其离开长安后写的,在这个时候发发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五,陷害李白者另有其人。有学者认为李白离开长安,并不是高力士或者什么人陷害的结果,而是李白自己行为不当,整日酒醉不醒,玄宗认为他不是做官的材料,不愿授其官职,迫使李白不得不离开长安。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当的,因为李白自己都说过他是为人所陷,“遂放归山”,这句话见《为宋中丞自荐表》。此外,他还写了“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的诗句(《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可见确实是有人陷害过他。那么,李白所说的这个陷害他的人是谁?关于此事李阳冰在《草堂集序》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指李白的同僚诽谤了他,但却没有点明这个人是谁?与其同时代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写道:“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明确说这个同僚就是张垍。此人是前任宰相张说的儿子,又是唐玄宗的女婿,当时由他主持翰林院,他妒忌李白的才华,处处排挤他。而李白恃才傲物,很难与人相处。求官不成,又与皇帝的女婿把关系搞坏了,离开长安便成了他惟一的选择。

既然李白的离京与高力士无关,为什么却把此事加在高力士的头上?除了高力士是宦官身份外,与道士吴筠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旧唐书·李白传》载:李白之所以被召入长安,是吴筠向玄宗推荐的结果。同书《吴筠传》还说:吴筠任翰林待诏,获得了玄宗的恩宠,引起了翰林院群僧的嫉妒。而高力士却是一个佛教徒,“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就是说高力士因信仰不同,曾在玄宗面前说过吴筠的坏话,引起了吴筠的不快,于是请求放归山野。因为李白与吴筠是好朋友,他又是吴筠引荐入京的,既然因高力士的缘故致使吴筠离京,那么李白的离京也就与高力士不无关系了。换句话说,把此事加在高力士头上似乎比较顺理成章。

除了以上原因外,脱靴故事的形成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自开天以来,李白的诗名已经传遍天下,倾慕的文人比比皆是,加之李白张扬的个性,抒发精神自由的作品,都极大地提升了李白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情况下,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正好可以衬托李白不畏权贵、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于是对脱靴之事,人们宁肯信其有不肯疑其无,不仅如此,还不断地丰富这个故事,不断地为塑造李白的光辉形象而努力。

杜文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事质疑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他们不断地侵削南衙的权力,扩大自己的权势,这样就直接侵害了士大夫的政治利益,士大夫治国变成了士大夫与宦官共同治国,而且宦官的权势还往往压倒士大夫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对宦官阶层的愤恨情绪达到了极点,在政治上无法战胜宦官,利用手中的笔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便成了士大夫们发泄怨恨情绪的一种方式。高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发生了演变,其宦官身份使其变成了专权奸佞阶层的代表,而脱靴故事则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文人志士傲视权贵,阉宦排挤正人君子的最好写照。

为了完善李白的形象,后世文人在原有故事基础上不断地演化,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文人们,不厌其烦地歌颂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高风亮节,斥责高力士陷害正人君子,甚至说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不是醉后的失态,而是对权奸的主动挑战。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这个故事已经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在元代杂剧、明清戏曲小说中,这个故事一直处在再创造的过程中,大体上发生了如下几种变化:

一、增加了吓蛮书的内容。在元杂剧《李太白贬夜郎》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内容,但却不甚详尽。详写此事的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大意是说渤海国派来使者,其国书满朝大臣无人识得,使唐玄宗感到有失大国面子。于是贺知章推荐李白入朝,李白令高力士为其脱靴后,不但译出了全部文书,而且还用同样的文字替皇帝写了一篇诏书,夸耀大唐国力,威吓边境小国,最后迫使渤海国王写下降表,愿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李白原来的形象由只能为皇帝写消遣性艳词,一变为具有非凡的政治能力,对提升李白的形象,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

二、增加捧砚和磨墨的内容。在宋人写的《青琐高议》一书中,记载了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的故事。后来,又有几部元杂剧也都有贵妃为了让李白写出新词,而甘愿为其捧砚的故事。为什么要把杨贵妃写进去呢?因为在后世民间的认知中,安史之乱正是由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宫闱之乱引起的,出于这种“红颜祸水”的传统观念,杨贵妃自然成了批判的对象。在更晚一点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还增加了杨国忠为李白磨墨的情节。

三、增加了李白考中状元的内容。在清代的《清平调》的戏剧中,不仅写了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还写了鞭打安禄山,杨贵妃亲点李白为状元的情节。在这部剧中,不仅让李白中了状元,还让杜甫、孟浩然分别中了榜眼和探花。表达了这一时期文人对科举取士不公的不满情绪。

其实后人增加这三点的内容,除了李白考中状元外,其余两方面都能从唐人对李白的记载中找到一些痕迹,只不过后人将其进一步丰富了而已。

高力士的奸佞形象就是这样被脸谱化了,千百年来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高力士三个字几乎成了奸邪、丑恶的同义词。如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牟子才,在李白的终老之地修葺了李白祠,并亲撰碑文,还雕刻了高力士脱靴的图画,二者的拓本很快就传到了临安。当时有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董宋臣,在看到拓本后大怒,认为影射自己,遂向理宗皇帝哭诉,并唆使御史弹劾牟子才,诬奏他结党营私,结果导致牟子才被连降两级。

其实在唐代无论是正史、杂史还是笔记小说中,高力士的形象均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忠贞不二、关心国事和民间疾苦的形象,只有把其与李白联系在一起时,为了衬托李白的形象,才被塑造为反面形象。直到今天,高力士的这种反派形象仍然没有改观,在戏曲等文艺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京剧或是各地方剧,无不如此。

文学形象怎么塑造?要以服从艺术规律及人们喜恶为主。但是作为严肃的历史科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必须要有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揭开高力士身上的层层迷雾,恢复其本来面目,显然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8期“人物春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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