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中国

原标题：青瓷中国

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经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人类适应、改造自然的一次飞跃性进步。青铜时代的来临标志着政治、军事权力的集中，伴随着国家政权雏形的出现。在北方地区青铜产业兴起时，中国南方也开始了由陶向瓷的再发明过程。青瓷是中国南方文化区绝对主流的物质载体，器型、纹饰等特色的每次重大变化都映射出中国南北文化整合的进展步伐。她由成熟到扩散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南北民族文化的融汇，华夏的德礼文明体系正是统合南北文化后的结晶，这个过程始于夏商周三代，成于汉代。

秦皇汉武以学术、宗教的整合统驭了六国的思想认识，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在统治制度中逐渐唯我独尊。儒学的厚重平和与青瓷文化内涵的高度契合，使得青瓷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

一、早期青瓷的发展

早期瓷器以浙江地区为主要产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夏商瓷器起源到秦汉陶瓷风格的统一；二是成熟青瓷的产生至唐代制瓷业的普及。

1.原始青瓷的特色

先秦瓷器由于烧造技术尚不甚完善，被称为原始青瓷，它以瓷土为胎，表面施石灰釉，经高温烧造而成。产品集中分布于浙江及相邻的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等省地，这里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主要聚居区，瓷器也是古越民族对华夏文化的重要贡献。

从夏商到六朝，浙江地区窑址数量多、规模集中，产品种类齐全、技术先进，拥有瓷器产业完整、清晰的发展序列。目前在浙江东苕溪流域的德清核心烧造区共发现先秦时期的窑址140余处，自夏商出现，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基本没有间断，礼器类产品占相当比重。豆类器物是夏、商时期原始瓷产品中绝对的主流器型(图1)。西周早期原始瓷生产进入了发展高峰，豆仍占绝对多数，器型、纹饰平和绮媚，具有与同期青铜礼器繁复振扬完全不同的风貌。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原始瓷中大量的日常实用性碗、盘等开始出现；礼器类物品出现大型化趋势，有仿烧具有江南特色青铜器造型的鼎、尊(图2)、簋、盉等。

图1.商代原始瓷豆

春秋时期吴国开始向南方的环太湖地区扩张，原始瓷生产明显萎缩，原始瓷礼器几近消失，器类基本为日常生活用品，饰纹简单。原始瓷窑业生产首次跨过钱塘江，在越地南部宁绍平原形成新的辅助窑业区。

图2.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原始瓷尊

战国早期的许多原始瓷的造型完全仿青铜器造型，由此原始瓷生产迅速进入鼎盛，礼器数量、种类迅速规模化，许多产品体型硕大、制作规整。有作为礼器的鼎(图3)、豆、罐、提梁盉、鉴等；作为乐器的甬钟(图4)、句鑃等；作为兵器的矛、钺等；作为工具的斧、凿等，几乎囊括了商周青铜器的所有门类。繁荣、富丽的原始瓷生产直至前333年“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致使楚“威王灭无疆”才告一段落。之后原始瓷制作粗疏草率，疲软猥琐，并随着越民族的消散逐渐失去了礼器地位。

图3.战国早期原始瓷鼎

秦汉政权的一统使古越地的原始瓷出现不同的风格，仅在器物朝上部分施釉，釉层不均，多点状凝釉。器型主要有鼎、盒、瓿、壶等，较之前产品活泼且更接近日常生活用器。与中原同时期的青铜器、北方陶器的外形风格接近，可以感受到大一统政权下各地民风的融合划一。

图4.战国早期原始瓷甬钟

秦汉原始瓷的生产仍集中于浙江地区，质量、产量从战国后期的明显衰落，到两汉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东汉开始全面兴盛并大范围扩散。

2、成熟青瓷的推广

东汉时的浙江曹娥江流域的上虞地区，经由长期实践，终于在上虞小仙坛窑址群，完成了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蜕变（图5）。成熟青瓷从小仙坛窑址出发，沿着曹娥江流淌到不远处三国、西晋的凤凰山窑址群，在这里形成一个发展高峰。这时胎色稳定、胎质坚致，施釉均匀青翠，烧成温度较小仙坛窑址群明显提高(图6)。东汉的小仙坛窑址群至六朝的凤凰山窑址群的成熟青瓷，被统称为早期越窑青瓷。

图5.东汉青瓷罐

东汉、六朝时期长江水系的水路交通远较北方便利，同时南方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持续增长，成就了青瓷发展的高峰期。青瓷在地利人和中日渐繁荣，生产技术从东汉晚期开始向国内外扩散。

图6.凤凰山窑址出土东吴时期青瓷樽

在国内，早期越窑直接流向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发展为唐宋越窑，在唐代，越窑的青瓷已进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圈，成为唐宋宫廷用瓷的主要烧造地。同时也向长江中游扩散，东汉晚期在湘阴、洪州等地先后出现成熟青瓷。之后再向北扩散，华北地区到北朝晚期开始生产青瓷，唐代时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实现（图7、图8）。同时，在这一格局之下，还有以湖南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绘瓷、以河南鲁山段店窑为代表的窑变彩瓷等窑业，这不仅开启了后代各种彩绘瓷的先河，亦奠定了了整个中国丰富而多姿的制瓷业基础。

图7.隋代透光白瓷杯

由此，瓷器由一个偏于东南环太湖一隅的地方文明，逐渐席卷全国并内化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因素。

图8.唐代白釉印花皮囊壶

3.唐至明代的青瓷业

随着北方白瓷与各地彩瓷的兴起，曾经一支独秀的传统青瓷烧造业相对地位不断下降，但是直至明代之前，青瓷一直是中国制瓷业的主体窑业类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青瓷名窑，包括越窑、龙泉窑、汝窑、耀州、南宋官窑等，其分布地域之广、产量之大、产品种类之丰富、质量之佳、档次之高，没有其它任何一个种类的窑业类型能出其右。明清时期，以青花为代表的新型制瓷业逐渐在景德镇形成了新的烧造中心，中国制瓷业格局由此又一大变。以浙江为中心的青瓷烧造业基本被景德镇所取代，浙江持续了3000多年的古代窑业中心地位至此方式微。当然，今日龙泉窑产业的蓬勃发展，是青瓷强大生命力的现代最佳诠释。

越窑是我国古代名窑，时代上发展于唐代早中期，兴盛于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早期，北宋晚期衰落，南宋曾烧造宫廷用瓷而再度短暂兴盛后停烧。唐宋时期上林湖越窑不仅代表了越窑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亦代表了同时期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这里亦是全国的窑业中心，是我国最早生产宫庭用瓷的窑场。尤其是晚唐五代时期至北宋初年吴越国在这里生产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技术上的巨大突破，而且使秘色瓷成为唐以后历代高档青瓷的代名词，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青瓷品类（图9）。

图9.唐代越窑秘色瓷

龙泉窑因主要分布于龙泉地区而得名，它创烧于北宋，兴盛于南宋至明代早期，明中期以后式微，清代仍有生产，进入民国时期由民间艺人开始探索恢复传统的龙泉青瓷技艺，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龙泉窑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得到恢复的古代名窑。龙泉窑宋代开创的粉青、梅子青厚釉青瓷，以失透如玉的效果，使其在宋代的瓷器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由此进入了宋代名窑的行列。在器型上除烧造碗盘类日用器外，还有不少仿青铜器与玉器的造型（图10）。

图10.南宋龙泉窑凤耳瓶

龙泉窑青瓷与宫廷用瓷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北宋到明代，一直是宫廷用瓷的重要生产地。龙泉窑对中国的制瓷业、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元明时期，龙泉窑的制瓷技术呈放射状向外传播，远及福建、江西、两广甚至贵州一带，形成庞大的龙泉窑系，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技术外，龙泉窑的产品影响的范围更大，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分布，而且还大量地远销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诸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为烧造御用瓷器而专门设置的窑场，也是目前能确定的最早官窑遗址。以厚釉产品质量最高，多次施釉，真正达到了类玉的效果（图11）。

图11.南宋官窑鼎式炉

汝窑的中心产地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它的创烧，一改过去由越窑开创的透明薄釉传统，将中国的制瓷技术进一步推向了湿润如玉的新阶段，同时这一技术通过南宋宫廷用瓷的需求，在南方地区生根发芽，并在南宋官窑、龙泉窑中形成绝唱（图12）。

图12.北宋汝窑盘

二、华夏文明的形成

在史前中国，南北格局雏形就已显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和以晋南区域为中心的陶寺文化，是中国南北格局的滥觞。三代时期统一的华夏文明尚未完全成型，各种风格的文化特色林立，以南方青瓷与北方的青铜两个文明区相对影响力较大。两个文明在与周边文化交流中渐次增添进生命力强大的内容，最终同化、合并于更壮大的一统文明体系之中。经过千年的文化融合吸收，到秦汉大一统时全国形成粗线条的文化认可，再经由两汉四百余年的宗教、学术整合，华夏文明的内蕴雄图方才赫然确立。

南北两个文明区各有特色礼器，这些令人震撼的古代原始瓷、青铜器，有着堪比埃及金字塔的政治、宗教和美学意义，以其特殊的视觉和物质形式强化了当时的权力概念，成为最有威力的宗教、礼仪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它们以独特的纹饰、质感，标志着特殊政治权力，也代表着政治权力本身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1.北方青铜文明

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中期，这时中亚畜牧、运输业和矿业的扩展，促进了欧亚草原社会的整体流动性。西亚的冶金传统随着交换网络进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地区，特别是合范铸造技术成为三代青铜礼器的发端。北方地区的青铜文明在冶金产业支撑下成长而起，虽然在技术上吸收了印欧青铜因素,但在文化上却自成体系。在中原的龙山文化中，陶寺的政治发展水平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遗址，在高级墓葬中体现出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墓主随葬绿松石镶嵌饰物，置身铺满朱砂的木棺之中，随葬丰盛的漆木器、彩绘陶器，而鼍鼓、石磬更是礼制性乐器的滥觞。这些三代文明核心符号的发端，是统治者用物质文化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成就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王者之气”。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绿松石镶嵌、贝胄、玉石牙璋等共同构成了三代文明象征的起点。

商文化延用了夏代铜器造型与技术，大型青铜方鼎已成为商王朝政治、宗教权威的象征，成熟使用绿松石镶嵌，并掌握欧亚多金属冶金传统，正是这些技术使商文明在殷墟达到物质文化巅峰，青铜礼器承载着文明的内涵向周边大范围延展，但此时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的文化共同体。

西周德礼制度的飞跃性政治创造，正是为适应族群迅速扩大而创造的文化共同体。周公制礼作乐以“天”为最高神，在将各族群的信仰统一的同时，代“天”牧“民”，以德礼传承的道统强调天命和道德的双重合法性。德礼在宗教与世俗社会中同时发挥着秩序规范作用，仪式、礼器为制礼作乐提供合法性保障，也提供思想和方法的资源。各族群的群体利益由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来决定，于是青铜礼器的地位规范作用就对族群有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随着制礼作乐的深人，宗教性渐趋淡薄，世俗政治事务成为新的话语权保证，德礼秩序重点转向对世间权利规范。

在西周宗教权威逐渐让位于政治权威时，周人借助祖先的神圣性，合并了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的历史记忆。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社会剧变成为创造具有政治宗教意义传说的最佳舞台，早期传说故事集中发生于此，为达政治、文化的“大局观”而创造改写社会记忆的叙事方式，可能在二里头政权形成前后已经开始。周人持续着“传说”的再创造，并籍此恢复和巩固中原文明的政治正统性地位，同时将传说中的帝王转化成华夏礼乐文化的资源。经由对历史的长期重组，华夏文明礼乐文化的轴心愈加传承有序，同时血统与宗教观念趋向淡薄，以德礼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得以抟就，华夏文明开始轻减军事成份，政治进入由“筮短龟长”向理性化过渡时期。

由于不同历史记忆群体和政治集团的加入，早期的传说在竞争、协商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被反复书写并逐渐定型。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些都体现了精英群体对西周创造的文化传承记忆的认可，这种自觉流失本民族记忆的行为，成就了三代礼乐思想的文化正统地位。春秋战国南方的青瓷文明区，也正是顺着南北文化记忆的汇流，进入到华夏文明的主流文化之中。

2.南方青瓷文明

早期江南太湖流域的文化影响力，以浙江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最为核心。先秦原始瓷的生产以东苕溪流域为主，东苕溪位于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之西缘，连通太湖、钱塘江诸水系，浙江的文化脉络便沿着这条母亲河渐次铺陈开来。包括东西苕溪在内的“苕水”流域集中了浙江90%以上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有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等清晰、完整而辉煌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进入马桥文化时期，有保存完好的下菰城等大型城址，还有一系列密集的大规模遗址、窑址以及墓葬群等。这一核心区域连同周边的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北方的文明体系，这就是青瓷文明区。

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灾变导致各文化势力的突变，此期即龙山文化肇始阶段，也是良渚文明中心的崩溃时段。在马桥文化继良渚之后开始政治经济的复苏，古越民族的原始青瓷在马桥文化开始出现。南方平和的生存环境使青瓷文明区带着明快轩豁的文化气质，早期原始瓷是越民族不可或缺的高等级显赫物品，它线条雄健、装饰深沉，表达出南方亲和淡定的柔韧清雅风格。从此青瓷礼器成为南方文明区域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开始了与中原文明的互动。

中原夏代的青铜文明区域集中在河南，这股文化力量的主要影响范围还远未能达到太湖流域。在二里头有零星发现越地生产的印纹硬陶残片，说明两个文明在夏代已有了交流。商代青铜文明扩张至长江中游，原始瓷集中在郑州商城和殷墟的高等级墓葬与都城遗址之中。西周王朝对越民族的文献记载均在成王年间，说明“於越”在西周早期成为与中原有交往的周边族群之一。目前在中原高等级墓葬和都城遗址中，频仍发现西周早期的原始瓷器物，“豆”型器占绝对多数。

中原的青铜文明在周穆王后期的全面政治改革下保持了百余年的辉煌，但从周昭王“南征不复”之后开始从南方收缩，这使青瓷文明区域保持着更加相对独立的文化。到了西周晚期，德清地区原始瓷窑址群产品中，礼器类产品出现大型化趋势，并且产量大幅度提升，参加祭祀仪式或宴飨活动的群体在扩大，数量在增多，这正是古越民族文化扩张的时代印记。

高端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产业一直是青瓷文明最主要手工产业，从西周中后期开始向周边文化族群进一步扩散，产品延续良渚文化的扩散区域广泛分布，文化影响区域从浙江及其周边地区扩散到更远的湖北、湖南、福建南部、广东等地，于越民族在南方影响范围明显在急速扩大，进入青瓷文明的鼎盛期。

春秋以来北方青铜文明的德礼秩序观念，淡化了各民族间的血缘及宗教差异，周边群体在接受中原德礼文化的同时，渐次给本民族嫁接一个华夏的祖先，血统不再成为进入华夏的障碍，唯有政治观念与文化习俗需要缓慢的认同。战国早期的于越民族，正是在这种观念支持下，开始对原始瓷礼器的全面改革，参照中原青铜文化的礼制规范，完成本民族原始瓷礼器的制作与使用，同时直线延接民族祖先谱系到夏祖“大禹”，让越族拥有了与华夏共同的血统，南北方文明进入迅速融合期。战国原始瓷开始了与同期青铜礼器的全面接轨，以南方文化的浪漫圆通融汇入青铜的凝重，由简洁至极的曲线出勾勒出泥胎的厚重端丽，原始瓷与同期青铜礼器在外形上趋于一致。

当北方的青铜文明将文字传达的经典供奉于政治庙堂时，南方的青瓷文明区只能通过非文字的仪式、技术等，归纳描述自身的文化习俗。于越民族对青铜器的接受始终限于兵器、工具等小型实用器，直至战国时期越国的消亡，在高等级越墓中始终未出现青铜礼乐器随葬品，说明青铜礼器始终不允许参与到与祖先神灵的沟通之中，唯原始瓷才是于越族承认的最重要礼器。对原始瓷礼器地位的坚守，表达着古越民族始终拥有文化上的自信。

中国传统的思想本原认为人和万物生就以善为本，在儒家思想中以理性主宰着生命，“仁”是在本无所谓情感、意义的世界中，积极地、坚韧地培育、塑建富有情感与意义的人生。这种善、仁的平和温良，成为南北方文化共同遵循的内心品格，也与南方青瓷文明习俗中的清和、坚韧内涵相叠合。到战国后期“越为禹后”已经由传说成为共识，华夏文明正是通过强调于更边缘的异族在文化与族群上的异质性，来实现我群的凝聚，越民族便在这种相激相荡的文化认同中，逐渐消散融合为华夏的组成部分。

3.大一统政权下的文明整合

秦汉帝国的政治一统中，社会进入由各人内化的品行与律法共同维系的阶段。南北方两个文明体系皆保存了各自的特色：北方青铜文明的政治律法和南方青瓷文明平和浪漫的文化体系，共同架构起华夏文明的框架。青铜文化是政权历史的主干，而南方独特的音乐、哲学、艺术也逐渐融合进文明的核心。

春秋到两汉是各学派思想全面实践、渗透融合时期，早期中国的立国之本是“礼”而不是“巫”，由政治操控统御下的宗教侵略性较小。秦始皇在政治上，车书一统，整齐法律，汉武帝从学术、宗教入手，汇流思想文化，整治衔接古今、调和南北。君王对占领地神祇的祭祀宣告着帝国文化的正统性，秦皇的巡游视察，汉武的郊祀、封禅，皆是政治的统一过程。由武帝开放的祭祀格局，对各地原有的宗教和民间的信仰兼收并蓄加以利用。到宣帝致神于首都，弱化地方祭祀，再到平帝完备的南郊郊祀“元始仪”的完成，从此西汉帝国完成了国家祭祀的整合。宗教整合使“天神”的地位逐渐让位于“君、亲、师”，国家宗教日益“政治化”，政治上的一元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这种格局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政治、宗教的地位。

秦政文法吏高踞政坛，法治之酷为国人痛恨，汉初承秦制但不用秦政，随着国力休养生息的完成，西汉中期开始了儒学的回归。德礼秩序观念经由孔子的再诠释成为儒学的起源，是社会的基本教科书，道、法、墨等各家学者自幼也熟读儒家之书，仁、义、忠、孝等道义观念饮誉天下，扎根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之中，慷慨任气式的道德承担成为华夏特有的“君子”风范。“重厚长者”类型的官员倍受推重，汉儒担任的地方官为民兴利、倡导礼义，官僚同时承担起“吏”与“师”的双重责任的，负有管理境内蛮夷事务的职责。全力贯彻儒术的“王莽新政”失败后，东汉初年政治开始理性回归，既“爱好经术”又“尤任文法”，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更深入人心。在儒生与文吏彼此交融合中，“礼教”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整合功能。

“有容乃大”的政治观念使无神论与有神论者相协，宗教完全统一于政治之下，成就了汉帝国的领土之广。中央加速对华夏政权网络隙地的“外族”、“夷狄”政体的分割、消化，经过这四百余年的政治整合、文化输入后，“隙地小政权”逐渐认同儒家忠、孝观念，在东汉末年华夏文化共同体基本成型，“汉民族”成为华夏文明的主体。

两汉除了民族的统一，也是各学派融合的重要时期，巫术、方士与道学思想结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汉初道家的“清静无为”为“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玄妙的论证。儒生优势是政治而方士的优势是信仰，儒学思想“未知生，安知死”的思想空白处，为民间道学、佛教等思想找到了存在空间。特别是王莽纯儒术统治失败后的“宗教真空”，为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输入铺平了道路。

轴心时代培育的学士已成为统集团体的必要人才，新生精英群体为争取政治话语权，开始极力弱化旧贵族地位。从理论上打破德礼制序的阶层规范，不断提升个体的价值地位，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整体扭转。新贵地位的欲求从生前延展到逝后，道学思想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阴阳五行学说经过两汉的添枝加叶，在实用文化和民间思想中保持着莫大势力，开始同儒学做长期的抗衡、渗透。经由《淮南子》“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的道学个人化过程，以“怀囊天地，为道开门”的理念，将人神两界思想联络的通道打开。同时对古典“魂魄”理论的再拓展，使厚葬习俗到东汉已达到“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地步。

德礼秩序的地位规范已不能带来实际利益，于是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舞台，陶瓷器却得此机遇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很快成为日用器、礼仪用器、丧葬用器中最重要的成员。西汉中期开始陶瓷礼器类物品明显减少，日常用器及明器为现世日常所用，并为谲诡的身后世界，增添出更多的思想空间。

两汉对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使原始瓷发展迅猛，终于在东汉中晚期成熟青瓷出现。三代青铜礼器以饕餮形象结合几何纹的方正凶猛，组合诠释出礼制的威严；南方原始瓷以简单的几何纹样体现富足平和的宽容温润，两种特色纹饰经由400余年的洗练共同融通在成熟青瓷的端醇典雅之中。东汉时期华夏文明中悍戾、虐政的成份渐少，向宽仁平和的理性方向发展，早期南方青瓷文明温和安定的文化风格在华夏体系中渐趋明显，与主流政治风格的日渐契合使她最终成为华夏文化中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汉文化的强势持续扩张，许多以往知之甚少的地区和国家，相继进人了华夏民族的视野，民族文化优越感开始动摇，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华夷”、“天下”界限，具有相对开放的“世界”意识。海上丝绸之路、滇缅印道和吐蕃一泥婆罗道的相继开辟，让中国和域外展开了大规模、全方位的互动和交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华夏帝国以开放、包容性的心态，用“汉民族”的整体面貌走向世界，青瓷便是对外交流中重要的物质载体。

海路运输更为平稳、安全，海上丝绸之路是瓷器外销的主要通道，中国青瓷需求的扩大使制瓷技术开始了大范围扩散，“瓷”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约在三国西晋时期南方的青瓷器开始传播到朝鲜半岛，唐代以后逐渐扩及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等地区。

三、青瓷与华夏文化特质

纵观中华物质文化的特色，有三代青铜的辉煌，有盛唐金银的炫目，有玻璃的通透。而青瓷在各时代的流行器物中即无迤扬霸图的外貌，也无乌衣门第的血统，早期还只是南方古越民族的特色礼器。她一直澄然静坐在华夏文化的组合成长脉络中，与主流文明相生相携，轻漾起古旧清淡的真境。融合了南方的阴柔文雅与北方霸气张扬，在每次大开大合的文化激荡后，总能在思想的尘埃飞扬中回归到华夏德礼的清绿底色之中。在华夏文明的融合中，儒学思想的政治文化地位日渐举足轻重，在汉代完成了从孔孟儒家到到董仲舒阴阳化的儒家的文化学术整合。青瓷带有与儒学厚重、仁义思想高度统一的文化特色，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象征物，定格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

三代的礼乐文化中，礼制性“重器”的“重”是指在政治和精神意义上的重要性，《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古者伐国，迁其重器，以分同姓”，说明当时重器象征天命的存亡。同时地位之尊也以重表达，《礼记·曲礼》：“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重慎之也”。“重”是“德”的象征。而“德”是对统治团体的最终要求，“重”也用来划分社会等级。春秋时代秩序崩坏，刑罚尚不健全，于是孔子承礼启仁，德礼成为个人内心的品德要求，建立起道德准则自愿规范行为。礼制内化后仍以“重”来象征个人品行的高尚。汉代礼器虽失了舞台，但德礼之“重”已溶入对个体内涵的要求，“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这种文化习俗定格着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节。典雅含蓄是德礼文明自古崇尚的核心观念，端稳朴拙的青瓷更能传达华夏文化底蕴的厚重偏好。

作为外来的文化因素，汉唐时期的玻璃器与金银器产业产业虽然很发达，但地位始终不如瓷器的重要原因。西方文化因素在汉唐弥漫于淡久生香的时光中，晚唐政权的无力踏碎了往昔的繁华之梦，帝国的岁月斑痕在洞水潺鸣中不断修剪，思潮中显现出心境如禅的社会吁求。般若清栏造就了禅悟的斑驳，五代政权朦胧出的残亘气质，从疏冷中透露出与心境相和的纯净、清淡神采，与我见犹怜的生命情结相融合，这正是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的文化气质。绚烂之后的华夏文化回归，造就了宋代的“贵瓷不贵金”的心理敷设，看宋瓷的清净便知不染尘之心，这时青瓷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同时也内化为文士对品格的表达。青瓷的端雅与儒学的凝重相契相合，羁锁着盛世平和的风光涟漪，搁浅在远古文明的轩窗长影，舒缓开誉髦斯士的思古情怀。

结语

从早期中国的社会分化来看，随着资源竞争中军事首领的崛起而发生，为建立起新权威，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和一些极端手段，在三代时期已经确立了这样的集权性格。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是“华夏”的本质，之后在政体控制力不足以维持国家形态时，各分散的政治小团体仍争相以华夏正统地位自居。秦代制度颠覆性的变化是政治文明的突破，秦始皇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之后的中国一直以知识力量与政治权力合作而共存，知识精英使政权最大程度保持着华夏文化特质的精髓。

对文化的统一认可是汉民族凝聚凝聚力的根本。正是华夏文化这种儒学底蕴，造就了“有万不同为富”的宽容思想，使它完全不同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

在不舍涓滴的博大政治胸怀下，华夏文明超越了血统、宗教的局限，在时代的洪流中兼收并蓄，发挥出整合资源的最大优势。而国民的思想精英群体更是因儒学的底色浸润，拥有海纳百川的视角，甘愿牺牲个人、小群体的利益支撑起汉民族的脊梁。正是这样的文化思想底色，让中华文明有能力以自身的力量走出谷底；也正是这样的国民，才能将华夏精神推至世界文明的风口浪尖。

青瓷柔媚的脉动是华夏文明从远古飞溅而出的音符，镌刻着主流文明的平仄，流淌在历史的轮递间，回荡出各时代激昂繁盛的旋律。她以温润如玉的品格，委婉含蓄的风流，凝重内敛的厚重，给予中华文脉最好的诠释。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蕴聚着深广的德礼文化源流，中华文脉正是在“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的精神支撑中，磅礴相继，生生不息。

（作者：林毅 郑建明，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经作者删改。原文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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