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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好老师为何教不出好皇帝

原标题:程万军:好老师为何教不出好皇帝

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宫廷教育,尤其明代,因为多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特别重视。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终明十六帝,多“无赖儿郎”(鲁迅先生语)。这是为什么?

就事论事,不妨拿明朝中后期张居正和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案例来说一说。

程万军:好老师为何教不出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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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居正,那是一代名臣,也是著名帝师。从大明万历元年即公元1572年、朱翊钧十岁登基起,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就一边辅佐一边教育皇帝。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也对张老师言听计从。但到了万历十年,皇帝二十岁时,张居正猝逝。老师尸骨未寒,即遭学生反攻倒算。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万历皇帝正式宣布对张居正治罪抄家。短短几年,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张居正是怎样一个老师,教育出这样一个狂徒?

我们不妨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三方面寻找答案。

先看教育内容。

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时还是一个10岁小孩子。年幼的皇帝也像一般读书人一样,要学习儒家经典。史料记载,为因材施教,李太后还让张居正为小皇帝亲自编写教材,张居正也非常用心,编了本《历代帝鉴图说》,书中讲了117 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生动有趣,堪为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奉为皇家经典教材。

从这些教育内容,看不出什么问题,都是教皇帝学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项:教育方式。

不少史学家认为,万历的叛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张居正教育方式过于严厉。

比如,朱翊钧十一岁时迷上书法,即受到老师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 朱翊钧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宝训,进呈御札等等,使一个少年背负重担,无暇业余爱好,过早失去了金色年华的乐趣。

张居正笃信传统的“严父出孝子”,是个近乎苛刻的严师,他的严苛会令学生逆反,恐怕也是万历皇帝变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主要问题恐怕还出在最后一项——

特殊的雇佣关系及教育制度。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关系,打个比方,很像现在职业网球手和教练的关系。

当代体育迷应该知道,体坛上的最不好干的教练是哪一项?不是足球,当然更不是乒乓球,而是职业网球。

这项差事为何不好干?因为职业网球手敢对教练颐指气使、大喊大叫。这是特殊的雇佣关系所致。网球选手直接负责雇用、解雇以及给他们的教练发薪水。一个既是学生又是老板,一个既是老师又是打工仔,关系非常微妙。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网球教练,在你张口训场上球员前,得三思而后行。须知场上选手才是你的银行。在不少职业网球星的心目中,甚至会认为教练能够与他们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荣耀。

无论多么优秀帝师,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往往失效,就有类似网球手与教练的特殊雇佣关系作祟。比如万历帝、张居正这对师生,万历帝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长大后的万历皇帝心理和职业网球星他们的心理是一样一样的,原来自己可以随时炒掉大牌教练。那么当初他凭什么对我吆五喝六呢?即便自己成绩糟糕,也与自己无关,完全是教练的责任。

更要命的是皇权制度本身问题。长大亲政后的万历皇帝大权在手,天马行空,无法无天。于是享受九五之尊的他心态发生剧变。昔日帝师严厉斥责的声音,变成了奴大欺主。从而心中燃起复仇和放纵烈火,一心“追仇居正”。

可见,归根结底,好老师教不出好皇帝,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问题。就中国传统教义而言,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而优秀帝师失败案例比比皆是。这说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制约君主的法治方案才行。当然,这种方案肯定不在封建帝制的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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