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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

原标题:大使馆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ID:Beijing_Daily),原文首发于2018年10月8日,标题为《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作者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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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过国门。

“十年动 乱”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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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

1978年10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

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

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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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

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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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

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驱,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在一段时期,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

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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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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