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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担当”之道

原标题:中国传统社会的“担当”之道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既是从政者的道义所在,也是为官者应有的职业操守

“为官避事平生耻”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义、担当的美德。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既是从政者的道义所在,也是为官者应有的职业操守。《荀子·臣道》云:“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在中国古代社会,既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也不顾及国家的安危,一味迎合、结交权贵以苟且容身,保持官位和俸禄的人,被称为“国贼”。如果为官者尸位素餐,避事、躲事、无所作为,定会为社会大众所不齿。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北村有位叫郑苏仙的人,做梦来到地府,看到阎王正在审查新到的人。这时,一位身着官服者颇有气势地走进大殿,自称为官所到之处只喝百姓一杯水,一生无愧于天地鬼神。阎王笑道:“设立官制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要说不收百姓钱财的就是好官,那么立个木偶在公堂上,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是比你还廉洁吗?”此人辩解道:“我虽没什么功劳,但也无过!”阎王说:“你一生处处所求不外乎保全自己,审办案件时,你为避嫌不敢说话,岂非有负于民?办理百姓之事,你怕麻烦没有上报朝廷,岂非有负于国?对于官员的政绩应当怎么看?无功便是过。”该官听罢,似有所悟,锋芒顿减。这个故事所揭示的,正是为官者“无功便是过”的道理。由此可见,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才是为官从政者的基本政治素养。

在中国传统社会,庸碌无为者往往为世人所不齿;而勇于担当、坚持忠义的贤士,则为世人所称颂

《孔子家语》载,“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只求自保的庸碌之官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贪腐。为官者之所以避事、躲事,不负责任、不愿担当,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忽视了对中华传统忠义美德的继承与弘扬,转而奉行唯利是图、享乐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处事原则,这也折射出一些为官者人生观、价值观、义利观的缺失。上行则下效,一旦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开始流行,必然会导其在全社会的蔓延,诚如孟子所说,最终“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今社会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国有资产流失、偷税漏税、贪污腐化等问题,无不与为官者的不作为、不负责、不担当及其背后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早在人人汲汲争利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等先哲就严于义利之辨,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引导为政者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孔子云:“见义不为,无勇也。”对于为官者而言,遇到应当承担的事而不去承担,便是无勇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那些庸碌无为者往往为世人所不齿;而那些勇于担当、坚持忠义的贤士,则为世人所称颂。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史鱼尸谏”的典故:卫国的蘧伯玉德才兼备,灵公却不任用他;弥子瑕无德无才,反而受到重用。这时史鱼极力劝谏,但卫灵公却不采纳。史鱼去世时嘱咐儿子:“我在朝廷为官,未能使蘧伯玉入朝为官,也未能罢免弥子瑕,作为大臣,我没有尽到匡正国君的职责。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匡正国君,死后就不能以正常礼仪安葬。我死之后,你将我的尸体放置在窗户下,对我而言就已经足够了。”他的儿子依言照办。卫灵公来吊唁时问其缘故,其子将史鱼的话告诉了卫灵公。灵公听后愕然失色地说:“这是寡人的过错!”于是他下令按照宾客的礼仪安葬史鱼,并且听取了他生前的建议,提拔任用了贤人蘧伯玉,罢免了佞人弥子瑕,并且疏远了他。孔子听后评论道:“古代极力进谏的人,到死也就结束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了之后还要借着尸体来进谏的。他的行为感化了国君,怎能不称其为正直呢?”

如史鱼这样的为官者,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忘尽忠职守,这种忠义、担当的精神,正是那些优秀的为官者特别受人民爱戴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有人批判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人人都会讲利益,不讲利益只讲仁义,恐怕只有少数圣贤人才能做到,因此义利观并不适用于广大民众。实际上,所谓圣贤,无非是依据自然而然的天道而行,也是以自然天道来教导人,因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为官者虽然不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讲求仁义、负责担当,但结果往往能够实现个人长远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双赢。相反,如果为官者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庸碌无为,那么结果不仅会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实现个人的长远利益。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一批襟怀天下、心系苍生的领导干部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

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忠义、担当美德。例如,毛泽东十六岁出韶关时写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周恩来年仅十三岁时便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铮铮誓言。邓小平在为《邓小平文集》作序时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些朴素的话语体现出的,是伟人们报效祖国的志愿与担当,以及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无论古今,成就事业者有一项最基本的内在修炼,就是不计个人得失、关怀百姓福祉的无私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梁家河插队的岁月时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当时我离开梁家河,人虽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大凡从政为官,就意味着甘愿选择一种心无旁骛地专心于治国理政、为民谋利的职业,就意味着“义以为上”的牺牲与奉献。孟子提出:“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即尊敬有爵位的人,尊敬上年纪的人,尊敬有德之人。中国古人之所以特别尊敬有爵位之人,是因为当时选拔官员秉持的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原则。正是因为古人在选官用人时能够坚持“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激励制度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考核制度,才能有效保证吸纳德才兼备的精英之士从政为官。

在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一批襟怀天下、心系苍生的领导干部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虚心汲取古人选贤任能的历史智慧,营造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态,构筑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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