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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不能用这个“简称”

原标题: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不能用这个“简称”

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不能用这个“简称”

1949年9月25日深夜,来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面知名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请柬中所说的“商谈重要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在筹备建国时,虽然将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加上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在政协主席团常委会讨论这一方案时,对要不要后面的括号,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应该要,有人认为不应该要,双方争持不下。于是,主席团常委会责成周恩来向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征求意见。

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不能用这个“简称”

26日上午11时半,会议在六国饭店准时召开。周恩来首先讲话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的话刚讲完,民建的黄炎培即发言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这个简称,我看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政协五年召开一次,五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不能用这个“简称”

听完黄先生的发言后,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己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非常赞赏周致祥的意见,接着发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五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现在革命胜利了,还称‘中华民国’,连国号也不敢改,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呢?所以,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司徒先生的发言,赢得热烈的掌声。与会者纷纷发言。马寅初先生说:“我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一个简称,实在不伦不类。”陈嘉庚、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发言表示赞成。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作了阐述。他说:“新国号老百姓可能一时还不能接受,但这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经过宣传,让人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老百姓不见得反对用新国号。”

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不能用这个“简称”

著名法律专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并容的原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该如此。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在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可能有些群众还会写中华民国,但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要明令禁止,慢慢就会改过来的。”

沈钧儒的发言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会议即宣告结束。周恩来作了小结。他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做出决定。”

后来,主席团常委接受了这些老前辈的意见,去掉了简称,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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