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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陈寅恪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有“清华三巨头”之称。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大名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然而,当时的陈寅恪却默默无闻。
  
  据说是梁启超推荐陈寅恪的,为此他还和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大吵一番。曹云祥是纠结陈寅恪一无重要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这样一位“二无”留学生何以担得起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重任?梁启超驳斥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是加在一起,也没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在梁启超的力争下,1926年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先生接到了国学院的聘书。
  
  一个无学衔,无重要著作的留学生,有人聘他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有人称他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有人说他是“教授的教授”······这不得不让我们惊叹,惊叹之余又陷入沉思,沉思之后的结果是:真才实学是多么的可贵!
  
  然而,陈寅恪所处的真才实学的年代已经随着时光流逝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了遥远的绝响。如今是一个重“学衔”“著作”的浮夸年代。贺海波,李庆生,陈湛匀之流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他们何德何能承担得起“学者”“专家”的名号,又何德何能动不动有厚厚的“著作”问世?要知道才高八斗如钱钟书,一生著作也寥寥无几,其中《管锥编》更是穷尽他半生心血;学富五车如陈寅恪,一部《柳如是别传》亦要耗尽十年岁月。如此看来,今天的“大师”们扪心时是否有愧?还能吃得香,睡得安吗?然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他们的错,还是时代的错?如今信息泛滥,各种电子高科技产品充斥着我们的日常;五花八门的娱乐消遣手段蜂拥而至,引诱着我们。由于人性有与生俱来的惰性,使得我们很难分配出读书了。很少有人对此加以节制,绝大多数人都是任由这种奢侈之风蔓延下去。我们从小就很难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没能在读书上勤奋,这就很难达到真正的真才实学。基础不牢,勤奋不够,即使是天才也成不了如钱钟书,陈寅恪那样的大师。于是,冒充“大师”便不足为奇,学术造假亦不足为奇!
  
  再者,如今教育在宣扬无用的,“贴标签”的知识。江苏高考中文科考生语文是有附加题的,从《红楼梦》《三国演义》《老人与海》等中外10部名著中出题。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同学根本就没读过一本名著,题目却答得特溜。什么艺术特,中心思想,情节都答得头头是道,甚至比看了原著的同学答得还“标准规范”。他们不用花时间名著,只需考前加紧背诵有关名著的资料,便可事半功倍,高枕无忧,答起题来如行云流水,逢考必过,且以高分飘过。然而,我想说的是,我们花功夫费时间去学那些无用的死知识干嘛?这样的考试目的何在?意义何在?文学是一种人学,是对人命运的一种承载。好的文学作品,是要我们认真阅读的,在阅读中体会语言的魅力,从而引发对的追问和思考,让精神与灵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可是现实中我们被无用的,“贴标签”的知识所包围着。说起杜甫作品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说起李白作品的特点就是“自由洒脱”,此外关于杜甫,李白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呢?他们的其他作品我们是否拜读过呢?我们是否知道杜甫也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由洒脱”;李白也有“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沉郁顿挫”。如此说来,那些“贴标签”的定位是否过于狭隘呢?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浪费时间学那些无用的,“贴标签”的东西呢?因为考试要啊,记住了,考试便可拿高分。学生高兴,开心,家长满意,一举三得,各得其乐,岂非善事?几年毕业了,各种证件,学位就混到手了。要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拿得出手的文凭只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毕业证,我们的学位可比陈先生高得多呢!
  
  我望着桌边的教科书,一种莫名的茫然涌上心头。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无学位,却学富五车;而今天,我们拿着各种所谓的“证件”“学位”,却不学无术。细想,真是天大的讽刺,羞愧得难以抬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不禁要问,是我们错了?时代错了?还是其他的某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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