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反腐旗手现身小延安，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原标题：军中反腐旗手现身小延安，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前两天，革命圣地“小延安”又迎来了一位老前辈。

11月3日至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来到驻马店，这次和他同行的是“追寻伟人足迹 继承红色传统”学习访问团。两天时间里，他们瞻仰竹沟革命纪念馆，看望革命老战士，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五位委员群雕塑像、竹沟革命纪念碑和革命烈士公墓敬献花篮。

刘源（前排左）看望革命老战士。

刘源一行还出席了中原局在竹沟设立的80周年座谈会，会上深切缅怀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共同追忆那段光辉的革命历史，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据悉，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刘源的父亲刘少奇颇有渊源。抗战时期，确山竹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张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

因此，竹沟也被誉为革命的“小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源（前排）参观当地博物馆。

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8月，刘源撰写的《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书出版。此次竹沟之行，刘源大概也是想用更多的方式来缅怀父亲。

新书出版后，《环球人物》记者曾专访过刘源。回忆自己的一生，他深感，不论是做副省长给人民当“孙子”，还是在军中做“反腐旗手”，他的作风一直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倾尽全力，努力要做的就是不辜负父辈的教导。

刘源专访中谈军中反腐↓↓

说起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刘源曾经也向媒体提及过。那是1967年的9月，刘少奇已被严格看管起来，16岁的刘源被安置在离父亲很近的一间屋子里，帮忙刷刷碗、洗洗袜子，但不能靠近他本人。

一天，刘少奇吃完饭，突然走到餐厅外的小池子边，问正在洗毛巾的刘源：“你妈妈在哪儿？”因为当时不允许两人交谈，刘源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跟你说话。”刘少奇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两分钟，转身走了。再谈起此事，刘源说：“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也被赶回学校。我终生后悔的是，早知道这是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怎么不多说些，怕什么？”

长大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军，无论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还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刘源总是想起父亲——父亲的叮嘱、父亲的原则、父亲的信条。

2018年9月2日，刘源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新颖/摄）

七里营公社的“第十七把手”

河南省确山县西竹沟镇一间普通房子的门口，有一棵枝干遒劲的石榴树，这是79年前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亲手种下的。1939年，刘少奇来到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在石榴树边简陋的房子里，撰写了影响几代共产党员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多次到河南考察，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太康路、郑棉四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敬事街小学……都曾留下他的身影。1958年11月2日到10日，刘少奇出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明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基本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最终形成《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篇纪要由刘少奇亲自修改。

刘少奇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也是在河南度过的。1969年11月12日，他在开封含冤逝世。

父亲去世13年后，1982年，刘源从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党史纵览》杂志中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一文写道，大学毕业时刘源有很多选择：学校表示可以让他留在北京，教授们愿意收他为研究生，出国留学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可这些刘源都婉言谢绝了，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河南农村工作。

于是，31岁的刘源来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这个公社的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排名最末，成了公社的“第十七把手”，负责社队企业和一个管理区的工作。曾在新乡县委担任领导职务的炎光亮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1982年第一次见到刘源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只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衣着朴素、言语诚恳。旁边有人悄悄告诉他，这就是刘少奇的儿子，炎光亮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好！”“完全没有高干子弟的做派，一看就不一样。”

那时候正赶上农村搞大包干，作为公社干部的刘源，帮着家家户户分地。他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分地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因为每个村都有好地、中地和坏地，有的浇水容易，有的浇水困难。谁都不愿意要坏地，也不愿要离家远的那块地。为此，亲弟兄打架，村和村打架。”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有时候他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偏向。”

怎么办？只能坚持原则，强硬分地。“就这么划分！我签字，就这么办！”当过7年知青的刘源，有务农经验，又没有私利，地分完了，村民们仔细想想，都说他分得公道。

1983年4月，新乡县人大常委会经过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乡镇（社队）企业工作。炎光亮作为刘源的领导和同事，与他的相处日渐亲密。“他讲一口北京话，我说河南土话，但不妨碍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炎光亮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远见，有胸怀：“他对政治、经济的看法，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1983年，刘源任河南省新乡县副县长，主抓经营和乡镇企业工作。

刘源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工作上，接手任何一件事，都想做到最好，每天早出晚归地忙碌，很少休息。炎光亮记得：“有一次我见他的衣服脏了，让他脱下来，我家人帮着洗干净了给他送去。但只此一回，从那以后不管再忙，他发现衣服脏了就自己及时洗干净，再没有给我看到他穿脏衣服的机会。刘源最让我欣赏的，是他的为人。我们一起去开会，见到老同志，他都跑到前面去帮着掀帘子、开门，后来他离开新乡县，一路做到副市长、副省长，以前新乡县的老干部去找他，他都热情接待，让到上座，还要敬酒。”

“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

1984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源被新乡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不到一年，他又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等领域。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在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知道，他是靠“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刚上任，刘源就接下了这个棘手的差事，一趟趟进京跑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上访户”。奔波了一年多，天然气管道铺进了郑州城，市民从此不再用蜂窝煤烧饭了。

城区改造也是一大苦差。上世纪50年代初，省、市政府都曾计划打通人民路、太康路至二七广场路段，但因地处闹市撤迁困难，一直没有落实。一位老干部回忆，刘源上任后，“去了拍拍人家肩膀，诚恳地说，咱们市政不改造怎么行呢，你不搬就没办法改造啊！对方一看是他，就说，算了算了，冲着你能来做我的工作，咱也不说什么了，走。”几年里，刘源跑遍了郑州的区县、工厂，建起不少工厂车间、广场公园、道路桥梁、高楼大厦。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例。据《中华儿女》杂志报道，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河南人民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有6级台阶，刘源一步3个跨了上去，深深鞠躬、再鞠躬，抬起头时早已泪眼蒙眬。

1988年1月29日，在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源（左一）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

刘少奇曾多次对孩子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1988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记录了刘源当选副省长后的感言：“代表们所代表的河南七千多万人民对我寄予了厚望。当然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抱的同情和尊重。我想，作为我，应该利用这种好的条件，多为河南人民做点实事。”

当选后，刘源分管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还没坐进办公室，就连夜赶赴三门峡市，去处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位河南省委退休老干部说：“负责安全工作，就别想在办公室坐着。刘源在任的几年里，哪里遭了灾、有事故，他就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探望伤员，安置灾民。”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较快发展，刘源夜以继日，玩命工作。他还像以前那样到北京跑项目、跑资金，他自己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刘源的努力让河南人民尝到了甜头：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建成，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引进外资电话设备，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建成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许多曾与刘源共事的同志回忆说，他走后，大家才感慨，河南真是需要他这样利索实干、上下沟通、有拼命精神的组织者；如今河南很多重大经济项目和城市建设规划，都受益于刘源当年打下的基础。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离开河南那天，他不想声张，只去了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告别，准备就这样去火车站。但是人们得到了消息，纷纷跑到郑州火车站等着为他送行。朴实的河南人民对刘源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再忆当年，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河南10多年，大学毕业当干部，当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的，当县长、副市长、副省长，是河南代表推选的。应该说，河南老百姓对我非常好。”

军中反腐“宁死也不会放手”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一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以前，中南海甲楼一层的秘书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常到这个办公室听广播节目。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爽快地答应了，还送来3台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告诉了父亲。刘少奇紧接着就把那位秘书叫了去，问明情况后，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么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2014年，刘源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法宝。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个‘传家宝’接力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对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这是他隔着几十年的历史时空，对父辈言传身教的真实回应，也是由谷俊山贪腐案引发的深思。

调入军队后，刘源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重回总后不久，他发现时任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问题很严重。今天人们都知道，谷俊山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各类财产名目繁多。当时，总后的人也觉得他有问题、有后台。刘源和总后党委一班同志，以党委的名义向中央举报了谷俊山的贪腐问题。

2016年3月13日，刘源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源回忆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对谷俊山问题的态度：“胡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我本来的意思是希望把他调走，但胡主席发了火，说你不要，谁能要？！就应该想办法处理他！习近平副主席态度也非常坚决。他当选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天，在军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就点了谷俊山的名，当时郭伯雄、徐才厚都在场。”

对当时军队的一些不良风气，刘源说：“那时候，有些将军跟商场老板的做派差不多，凡事都要讲讲排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一个阶段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想，军队腐败是封建皇帝都不允许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

据《凤凰周刊》报道，2011年12月，在总后一次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刘源在讲话中明确表态：在总后系统，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已经涉及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刘源与谷俊山同坐在主席台上。在场的军官感到大快人心，预感到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2012年初，谷俊山被免职。此后，徐才厚和郭伯雄相继被查处，全军反腐推向高潮。

许多人认为，清除谷俊山等毒瘤是刘源军旅生涯中最耀眼的时刻，但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刘源对人民网记者说：“我个人即使起了点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分。”这一次，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件事我处理不了。我们都是党委班子成员，我怎么能处理他？只能由中央来处理。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该反映就反映，该说的说，该提供的提供。”

“回顾毛泽东、刘少奇一辈伟人，遇到同样的事，他们怎么办？众所周知，新中国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革命有战功，建国有政绩，犯案不折罪，抵命以谢民！对比起来，谷俊山、郭伯雄、徐才厚、张阳等人又算什么？没打过仗，更无战功；深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思舍命回报，不耻贪腐乱军，对此类军中败类，就连封建帝王，都必开铡问斩！可想老一辈的人民领袖、统军元勋会何等震怒。”刘源说。

2015年12月，刘源离开总后政委岗位，调往全国人大。在告别词《心中永存——向总后勤部告别》中，他谈到军中反腐，以打仗相比：“打仗攻守，总得有人举旗，但旗手绝不是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旗手往往吸引敌方火力，正好我的条件又适合：拖不垮、打不烂、拉不动、浑不懔！旗帜绝不可少，而谁当旗手却并不重要，一个倒下定会有人接上，军旗永不倒！”

2016年5月10日，刘源向“故乡”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捐赠了自己的上将军服。图为当地老百姓欢迎刘源。

从反腐战场来到全国人大，刘源转向了财经工作。有经济学家分析，这是让他替国家看紧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对于在人大的工作内容，刘源很少提及，只说“很荣幸也很高兴，因为父亲就是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如今，与父亲分离已经有51年了，年岁越长，刘源对父亲的理解越深入。渐渐的，他有了向世人展示父亲生平与功绩的使命感，于是写就了这本《漫忆父亲刘少奇》。在书的序言中，他写道：“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人民养育一小兵，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本书。”当然，在使命、责任与义务之外，这其中还寄托着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