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之作：造反者的教科书？！

原标题：发愤之作：造反者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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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要：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除了影响深远的儒、释、道“三教”外，还有个“第四教”即“小说教”。小说教虽不受待见，有时还倍受打压，但是，它却成功地渗透到社会，跻身于中国人的灵魂中，与儒释道杂糅相间，共同支配、左右甚至控制着中国人的精神。

原题为《小说教：儒释道“三教”之外的“第四教”（下）》

五

“小说教”为硕学大儒所不齿，也为民间社会所警觉。但它竟然是国民获取“知识”的好帮手，中国人说三国风云，头头是道，论水浒英雄，津津有味，大多都是拜它所赐。耳濡目染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也为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注入了芜杂的思想资源。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也不意成为造反者的教科书。书中体现的政治主张、军事观念及指挥艺术为游民们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武装斗争的指南。明末战乱中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就是众多的“受益者”之一。

“

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者皆效之。

——清·刘銮《五石瓠》

”

可怜的“大西”皇帝，他有限的军事知识，竟然是来自小说之中，而且还是现学现卖。依此观之，也难怪“杀人魔王”即便杀人无算，也保不住西南成都平原上叫做“大西”的那片小江山。这样以杀人立威，又腹中空空的蠢货，焉有不败之理？成气候，得天下，单凭流氓无产者的残忍，是远远不够的。

大西皇帝够狠的，学问不够，运气也差。兵败之际，劫掠而来的海量金银财宝，还来不及挥霍，只好都沉于岷江的江口。

电视连续剧《新水浒传》剧照

于“小说教”中讨智慧，向小说学习战争，是草莽英雄们上手最快，也最便捷的手段。远在北方草原上的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也靠 “小说教”发迹，他们与张献忠本是席地之分，最后却是天壤之别，搞出了一番大事业。差别这么大，恐怕是与个人的胸怀和格局，以及许多不可言说的运气相关了。

先是努尔哈赤仅凭二手资料——一本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演义》作为兵略，便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奠定了大清基业。之后的皇太极也是“小说教”的狂热拥趸者，行军打仗，手不释卷，已经达到了三国时关羽夜读《春秋》的境界。他从三国中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纵横捭阖的大智慧。他旗下的满洲军事集团，在东征朝鲜，西联蒙古之后，南下入关，定鼎燕京，也成必然之势。若不是1643年于战前猝死，赍志而没，叩关之功怎么会记在他六岁的儿子福临头上？

“

本朝未入关之前，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

——清·王嵩儒《掌故拾零》

”

“

太宗（皇太极）天资敏捷，遂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以教国人。

——清·昭梿《啸亭杂录》

”

满洲军事集团处于大明的北方边地，偷偷地从“小说教”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一步一个脚印，由后金到大清，由弱到强，制造出如此之大的动静。一开始，颟顸糊涂的大明皇帝们竟浑然不觉，不知黄雀在后。喜欢读《水浒传》的万历皇帝，也傻呼呼地沉浸其中，乐而忘忧，却看不到这部贻害人心的“发愤之所作”（李贽语），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金圣叹语），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政治敏感——说他是政治家，实在是辱没这个词——这位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一个长期怠政的家伙，正是被史家盖棺论定的“明亡于万历”的责任人。

清军入关时竟然如此强悍

等到明末天下大乱之时，大明王朝终于出了个“明白”人。1642年4月，崇祯皇帝批准了刑科给事中左懋第陈请焚毁《水浒传》的“题本”，可是为时晚矣。此时明朝的大厦将倾，离1644年3月的清军入关，仅仅不到两年。

“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东鼎沸。……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兵部抄出刑科右给事左懋第题本》

”

“题本”提到的主人公李青山，是又一位“小说教”的拥趸者。他的起事，发生于明崇祯年间，地点在山东梁山。起事当中诸多大事，诸如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甚至招安，李青山皆亦步亦趋，也是完全模仿《水浒传》。他是梁山历史上的第二个宋江，他的结局，也与历史上的宋江一模一样——招安后旋即被斩杀。大明王朝对李青山的处置，竟然也是《水浒传》中的方式。

“

诱青山降，执送京师献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凡三十人，贷一人，磔青山及王，余斩首。方缚赴西市，众贼云：“许我做官，乃缚我耶？”

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椿立拔，王诟骂当事者负约，死乃绝声。

——李清《三桓笔记》

”

《水浒传》的“毒性”，引起崇祯皇帝的高度警觉，因而后续的“消毒”也更为严厉——除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外，是非之地的梁山，也被勒石清地，宋江寨等建筑文物从此被彻底毁掉。这一切，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都于事无补了！

其实，同为“小说教”的痴迷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命运结局，是大相径庭的。信三国者，原是为争夺天下。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即是胸怀大局，锐意进取，目标明确的人。而迷水浒者，大多只求占山为王，满脑子的好汉、聚义、义气、江湖，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以及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像宋江、李青山之流，也不过是落入“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套路——这多没有出息，从格局上讲已经决定了得失与成败。

靠“小说教”起家而最终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在完成角色转化之后，深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主旨，与主流思想相龃龉，与大清政权相冲突，实乃精神炸弹而被抛弃。乾隆时期，《水浒传》被明令禁止，甚至也不准译成满文——连自己人，所谓的“奴才”都没有资格阅读了。

六

权力也并非无所不能。明令禁止的，往往大行其道。极力弘扬的，常常行之不远。

“小说教”作为“第四教”，之所以根深蒂固，有它自己的生长的土壤，《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屡禁不止，也自有它们流行的市场。

多年以后，蒋介石与“小说教”遭遇而再蹈历史覆辙。关于国民党的败退原因，学术的、江湖的、现身的、旁观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这位国民政府领袖，笃信基督教的信徒，在某种意义上，被游民江湖里诞生的“小说教”的乱拳打死，或是不争的事实。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中，陈士榘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回忆那段草创岁月时侃侃而谈，他并非事后诸葛地谈起蒋介石，说他最大的失误是没禁《水浒》。

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

“

……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是的，小说《水浒传》又一次负载了历史的使命，成为红色革命的教科书。

从梁山到井冈山，从“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到“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比附，未免简单、机械和牵强，甚至有点儿粗暴，但也道出了部分的事实。

当疲惫不堪的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在后来几代人眼里都是革命圣地的井冈山，来到了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依然还带有浓重的农民气息和“杀富济贫”的朴素理想。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这两支绿林队伍，视生命为草芥，沾染了很强的土匪习气。他们所作所为，让当地农民的抱怨越来越多。

换血式的改造是必须的，否则，只是历史的简单重复。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陈士榘作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说：“陈士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虽是个玩笑，但很显然，“山大王”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

《魅力毛泽东》（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和《毛泽东与周扬》（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

鲁迅先生也曾给毛泽东戴过“山大王”这顶帽子，毛泽东也并不忌讳，并欣欣然笑纳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鲁迅辗转读到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诗句后哈哈大笑，对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1934年1月，冯雪峰回到江西中央苏区，将鲁迅的评价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也是开怀大笑道：“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在《回忆鲁迅》（冯雪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与周扬》（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魅力毛泽东》（刘继兴 编著新华出版社）等著作中，都曾记录这两位素未谋面，却惺惺相惜，隔空交往的这一片段。

傅斯年就远没有鲁迅的好运气。1945年7月初，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傅斯年是其中之一。毛、傅作为北大故旧，两人聊了一夜。谈天说地虽然近在咫尺，却聊出了彼此之间巨大的罅隙。

毛泽东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右起第六人为傅斯年。

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便武断的认为，仅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毛最终不过宋江之流。两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更是话不投机，傅斯年语含讥讽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在返回重庆之前，他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遂题诗一首，反唇相讥。

毛泽东给傅斯年的手书（傅斯年，字孟真，故毛称他孟真先生）

诗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诗中的“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况，同时也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但言外之意，却不言自明，讥讽书生无用，书读得再多，又有屁用！

当年两人的对谈，是在延安的窑洞中，这是另一种版本的“窑洞对”（最著名的“窑洞对”当数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关于“民主”对答）。虽然没有一年后兵戎相见时那冲天的火光，但在相互的机锋对垒中，还是深藏着浓浓的火药味道。

这一切，恐怕都源于道不同。

七

这几个细节和片断，皆出自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籍。这也从某个侧面说明了一点，即中国革命最早的底色，无疑还打着农民起义的烙印。中国革命的精神资源，也掺杂着“小说教”某些朴素的思想糟粕。

特别是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明晰的道路之前。那时的井冈山，如果只是梁山道路依样画葫芦的翻版，那么，这条道路究竟能够走多远？井冈山红色政权飘扬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疑惑像阴云般地笼罩在井冈山的上空，也盘旋在意志脆弱者的心头。

中国正确的道路究竟在哪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些大问题，也让一些智者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

井冈山的道路，毕竟不是梁山的道路。现代的职业革命家，毕竟也不是古代的农民领袖。他们秉持心中的信仰，一次次地探索，终于完成了一次次地艰难地蜕变，也实现了一次次优美地蝶化。

“

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要消灭的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

就是这样，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最终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其间，不断地摆脱《水浒传》中梁山道路的路径依赖，冲破“小说教”的思想樊篱。他们从井冈山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北京，一路赶来，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一路赶考，也交出了一份份完美的答卷。

参考文献：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4年10月出版）

2.金汕《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3.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4. 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人民出版社）

5. 刘继兴《魅力毛泽东》（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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