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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园桃李一手栽: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

原标题:两园桃李一手栽: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

两园桃李一手栽: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重庆南开中学看望师长和同学。图片来源:重庆南开中学,华龙网发)

摘要:张伯苓七十诞辰,周恩来与南开校友张厉生(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第二天校园内就传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将张伯苓周恩来师生结成紧密的纽带,曾相互通信。

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在瓦窑堡致函张伯苓:“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他还请“负华北重望”的张伯苓“一言为天下先”,促成各方“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开放假一天,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兴奋致词:“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龙飞、孔延庚《张伯苓与张彭春》)

不久,南开大学收到周恩来化名“约翰骑士”发来的英文复函,感谢南开师生致电慰问,并希望同学们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谈道:“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请你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前代我问候。”

抗战期间,张伯苓多次致函周恩来,推荐进步青年赴陕北工作,重庆南开中学就保存其中一封。1938年1月16日,他致函周推荐:“兹有南开校友罗君沛霖愿到贵军作无线电设计制造及修理工作”;罗“考入上海交大机工程科”,“毕业后即服务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工厂,旋入上海中国顽强线电业公司部工作。为人聪颖干练,学力极佳。”

如此人才、如此专业,正是中共在延安渴求难得,当然欢迎,而且视为宝贝。1938年3月,罗沛霖进入中央军委第三局,参与创建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我国第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指导研制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第一代系列计算机。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苓以民族大义为重,撇开党派之争,以南开培养出周恩来为自豪。1938年5月,他应武昌中华大学陈时校长之邀演讲,公开称赞两校的两位共产党名人:“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

接着他又谈起国共合作共赴国难时艰:“最近,我乘船过三峡,过滩时,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协办动手绞滩,平安渡过险关,我有感于此,回来写了信给周恩来同学,我说国共两党只有同舟共济,协同努力,战胜恶浪,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吴先铭《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

同月,武汉的108名南开校友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集会,欢迎前来为南开募捐的老校长张伯苓。八路军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出席,并作为校友代表之一致词:“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两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

会上放映南开和校友的有关照片,当出现长征途中留着胡须身穿戎装的周恩来照片时,张伯苓用手杖指着对大家说:“这个脑袋要值十万块钱。”抗战前蒋介石曾以十万元高价悬赏周恩来首级。

当即便有校友开玩笑回应:“校长,您可以领着周校友到蒋先生那里,向他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吗!”张、周和校友们听后一起开怀大笑。(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研究室《无尽的思念──深切缅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统战工作期间,常到沙坪坝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和南开师友,纵论天下大势,宣传中共方针政策,激励大家团结抗日。“师生二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到了下个周末,“周恩来依然照来不误。师生二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样。”

周恩来尊重老校长,但对老校长追随蒋介石越走越近,在政治漩涡中越陷越深,颇不以为然。张甚至对周说,要毛泽东“赶快把你们共产党的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

1945年冬,军调处执行部成立,周恩来赴北平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丁履进谈道:“(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三番五次劝说张伯苓离开大陆,被张拒绝。据张孙女张媛和回忆,其中原委是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张老友傅作义告知张长子张希陆(注:原名锡禄):“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邓小平来再作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

恰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商量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张伯苓的学生),请王设法将周恩来的挽留之意告知张伯苓(马樱健《张伯苓拒绝蒋介石赴台要求 领悟周恩来挽留之意》)。

不久,隐居重庆的张伯苓收到寄自香港的短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期的笔名,张阅信后有如服下“定心丸”。

他年事已高,叶落归根,有周恩来的关照和爱护,自然不愿背井离乡。中共执政后,周恩来确实庇护张伯苓及其家人,缓和大量的政治冲击(详见结局一节)。

1946年4月,张伯苓七十诞辰,很多南开校友和社会名流来南开祝贺,恰好有一付滑竿放在那里。

周恩来与南开校友张厉生(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起在场的人拍手叫好。第二天校园内就传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一时传为美谈。(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第316页)

陶行知曾题诗《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在“两园桃李一手栽”句下加注说:“国共两党皆有先生高足。”

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张伯苓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自豪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37】。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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