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阎红彦突发身亡之谜：被陈伯达逼迫心脏病发？

原标题：开国上将阎红彦突发身亡之谜：被陈伯达逼迫心脏病发？

1967年1月8日，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开国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在昆明军区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突然去世。阎红彦的死，在云南，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上将，没有在枪林弹雨中被敌人击倒，却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而且死的有点“不明不白”。有关传记中只一句“阎红彦已经停止了呼吸”简单了事，让人一头雾水。

著书的说“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但没有文字记载现场有物证，似乎证据不足。

写诗的云：“‘莫须有’罪遭戕杀，反诬自缢乱伪真！”但其中掺杂个人的情绪化成分多点。

有的说阎红彦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逼迫而自杀，理由是阎红彦跟陈伯达结怨颇深。理由似乎比较充分，但不免使人产生了他为什么要自杀的疑问。“文革”中，受迫害的并非阎红彦一人，有许多人都是战斗到最后一息，阎红彦是不是有点经不起“风浪考验”，“胆怯”陈伯达？

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一方面，阎红彦是被逼心脏病突发而亡的，这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阎红彦的死与他本人耿直刚烈的性格有关。

因不同意见，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争吵。陈伯达指责阎红彦是“大西北主义”。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5月26日，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8月5日，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同盟军中党的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县。

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

陈伯达

陈伯达主张我党应当退出同盟军。为此，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阎红彦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他检讨，遭阎红彦拒绝。不久，阎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阎红彦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苏联，次年底返回陕北。

阎红彦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公共食堂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内容如下：

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

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就很快。

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这封信朴实无华、实事求是。阎红彦既没有昧着良心随波逐流说假话，也没有闭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话。信写好后，不少同志都为阎红彦捏一把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想好了再作决定。

公共食堂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心脏”，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谁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红彦的主张，虽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没人敢于公开支持。

对此，阎红彦的态度是：“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亲笔批示，转发。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报》曾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为题作过报道，内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分析，会议决定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群众运动。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阎红彦把这个意见报告给邓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如今，这一文件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中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阎红彦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主观主义的求证。不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告诉阎红彦，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会议上作个检查，并由省委写出检查报告。阎红彦为检查定的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

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经过调查，他认为云南是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那个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检讨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后，云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紧抓好，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

为避开“造反派”，秦基伟将阎红彦送到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

阎红彦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份“受查”的省委文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找了出来，成了“造反派”首要“炮打”目标，他们攻击阎红彦是“反革命分子”。1966年10月，陈伯达、林彪、江青等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想要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于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阎红彦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阎泽群

在北京开会期间，阎红彦的儿子阎泽群还告诉了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消息：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说，中央正在开会，她和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主席准备上山打游击。阎红彦当时怔了一下，慎重地问儿子：“她真这样说？”阎泽群说：“不会错，八大学院像开了锅，这些话很快会传到外地去，你们在这里开会研究了半天，恐怕还抵不上这几句话的作用。”

阎红彦听完儿子的话后，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赤红，捂着胸口，半晌没有说话。忽然，他紧锁双眉，对儿子大声说：“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跟着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我们会反对毛主席？”

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昆明已是一片混乱。阎红彦也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造反派”要他表态赞成谁打倒谁，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辱骂阎红彦是“老奸巨滑，为老干部树黑样板”。他们把阎红彦拉出去批斗，整天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喝一滴水，吃一粒米。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出席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判。阎红彦没有去，“造反派”就煽风点火造谣说，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军区去了，并高呼：“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

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窝蜂似地冲进军区大院，冲击军区机要大楼，图谋抢夺机密档案。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人墙奋力抵制，军区大院一片混乱。

阎红彦得知消息后，血压急剧升高，心跳加快，面色通红，他决心亲临现场，给不明真相的群众讲明道理，让他们撤出去。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把阎红彦劝住了，说现在是有理讲不清。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出去，说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问题。

秦基伟

为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

小麦峪距昆明市约10公里，是省军区的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周围设有警戒线，一个警卫团在这里驻扎。这里山崖陡峭，野花丛生，空气清新，景物宜人。在这样一个平静的环境里，阎红彦的思绪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1月5日清晨，他决意下山说服群众退出军区。洗漱完毕后，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催促秘书和司机进城。

秘书曹贤桢对阎红彦说：“周兴省长昨天半夜从城里来，跟他商量商量再定吧！”

周兴对阎红彦说：“你目前身体情况那么差，绝对不能去。那里根本没有组织，既找不到‘造反派’，更找不到他们的头头，乱糟糟的像个自由市场。你去了也无法做工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正好，军区领导同志也来了电话，告诉他军区已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联系，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秦基伟特别强调：“现在情况极其复杂，工作还是由军区想办法来做，你千方不要来。”

这一天，阎红彦度日如年，在煎熬中挨到了天黑。他决定让夫人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工作，扭转混乱的局面。

阎红彦的车子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进了城。“造反派”的旗帜插在省委办公大楼上，“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等大字标语到处都是。“造反派”的宣传车在军区大院内跑来跑去，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尖叫，各派组织的旗帜，横七竖八，摆满一地。

阎红彦的家已被抄。门上、窗上都贴了封条。诽谤性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他想进自己的家去看一眼已是不可能了。

1月6日，阎红彦得知省委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一辆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时，悲愤难耐，眼泪夺眶而出。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叫嚷着：“在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在哪里处决！”

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道：“国民党曾经重金悬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1月7日下午3时左右，阎红彦亲自接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然后高兴地告诉夫人王腾波：“等一会儿秦司令员要来，你赶快告诉炊事员，准备点儿菜。秦司令员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晚8时左右，阎红彦的另一秘书王银山和秦基伟的秘书同车来到小麦峪。秦基伟托秘书带给阎红彦一个条子，大意是：“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就在阎红彦还没有转过神的时候，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说：叶帅从北京挂来了电话，问阎红彦现在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我说：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目前基本安全。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帅又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我说：家已被抄了！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话筒。

阎红彦默默地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然后说：“叶帅也管不住了！”

1月8日，是阎红彦来到小麦峪的第四天。

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的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了电话。

秘书曹贤桢哪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说：“省委办公厅王甸副秘书长转来了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哦？陈伯达……”

陈伯达是个气度狭小的人。自从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争吵后，一直对他没有好印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攀上了江青，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首长……”曹贤桢站在阎红彦面前等待指示。

“把电话接过来！”

不一会儿，电话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是听不懂，恰巧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当“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大声吼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说罢，陈伯达挂断了电话。

阎红彦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去接见“造反派”。

周兴劝他说：“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于是，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水一饮而尽，合衣熄灯上床。

凌晨四五点钟左右，一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叫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报告说：“‘造反派’冲进来了！”

曹贤桢急忙跑进阎红彦的房间，催首长赶快起床，连喊几声却不见动静——阎红彦已经去世了。死前，阎红彦紧握着双手，显得极其痛苦。

阎红彦死后，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这一消息删去了，说不用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逝世的噩耗，很快传遍云南各地。林彪等人诬蔑阎红彦为“三反分子”，下令不准为其开追悼会。可是，云南的党、政、军机关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都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追悼会。

周恩来听到阎红彦的死讯，大吃一惊。在听完王银山、郭超的汇报后，他含着泪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

王银山难过地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安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阎红彦生前的许多战友听到阎红彦的不幸消息，都十分悲愤。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谭震林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就指着江青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啊！我一辈子没有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人间自有公理在，十年沉冤终昭雪！

1978年1月24日，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阎红彦的骨灰被迎回到北京。（摘自《党史博览》，作者：龚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