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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如何成为帝都的?

原标题:北京是如何成为帝都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克太原,不日就将兵临北京城下。

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力劝崇祯帝南迁。他认为,向南进行战略转移,之后再北上反攻,可以暂时避其锋芒,且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基础比当年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

崇祯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然而,大明朝中的“键盘侠”们都立场坚定,反对迁都。他们主张撤退可耻,坚守光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留下来才是政治正确。

满朝大臣吵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早已攻下居庸关和昌平,距北京近在咫尺。这时,崇祯就算想跑,也无路可退。

北京城破,崇祯在自缢前说了句“皆诸臣误朕”,埋怨众臣无能。此话虽然多少有些推脱责任之嫌,但那些力主坚守的官员们确实已将口号抛之脑后,他们在李闯进京、满清入关后,就排队去请求新领导安排工作了。

在明末危机下关于迁都的争论中,慷慨陈词的大臣们似乎都没意识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北京的首都之位其实并不稳固。

历朝定都北京,经常伴随着动乱,帝都的地位,亦非天之所赐,而是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并在八百多年的岁月中几经沉浮。

北京是如何成为帝都的?

1

金朝初年,首都本来设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女真的保守派仍因循守旧,眷恋牧猎生活,守着东北那旮旯舍不得离开。

那时,原为辽南京的燕京(今北京),成为金军南进的前哨站,动荡不安,经济凋敝。金灭辽、破宋之后,女真人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为报复契丹人,在这里大肆屠杀,持续时间长达月余,导致燕云地区一时大乱。

后来,决定迁都燕京的是金朝第四位统治者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一直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野心勃勃,发动政变谋杀金熙宗夺位。同时,又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相传因为读了柳永的词而对江南莫名向往,急于南下攻宋。

完颜亮即位后杀掉了一批宗室大臣,并将上京的宫殿、宅第拆毁,夷为耕地,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到燕京,定名中都,取居天下之中号令四方之意。

除此之外,完颜亮还将祖上陵墓迁葬。辽时,尽管政治、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契丹贵族死后仍按传统归葬北方,完颜亮却把老祖宗的坟都迁过来了。

完颜亮迁都,一是为巩固统治,摆脱旧势力的纠缠, 二是看重此地利于军事防御的山川形胜。

燕京北枕万里长城,南连京杭大运河,可“据长城而抚四夷”,抵御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也可凭借大运河这一生命线,保证经济补给。

当初,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导致中原王朝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深受北方威胁,整日担惊受怕,燕京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诚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朱老夫子看风水的水平也是一流。

完颜亮的迁都政策无疑加强了女真族和汉族的融合,但其淫乱暴虐的行为早已引起女真宗室的不满,最终在征宋路上被手下所杀。

从完颜亮手中夺取皇位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政变中即位,有人劝其遵守祖训,搬回上京会宁府,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建议他迅速赶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

金世宗当机立断,急赴中都,果然迅速地坐稳皇位。

之后,完颜亮帝号被废除,他在旧史书中的名声一直不太好。人们或许早已忘记,北京建都,正是这个暴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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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世纪初,蒙古骑兵南下,燕京再度成为军事重镇。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定都燕京,与一场夺位之争息息相关。

1259年,率军南下攻宋的蒙哥汗在合川钓鱼山下暴毙。当时,忽必烈正与宋军鏖战于鄂州,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已经开始谋夺汗位。

阿里不哥以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为根据地调兵遣将,占得先机。那时的和林,是帝国的都城,也是世界的中心,从莱茵河畔到黄河两岸,大半个欧亚大陆接受这座城市的诏令,屈服于蒙古大汗的铁蹄之下。

忽必烈从宋蒙战场北归时,阿里不哥已在北方号令各军,以大汗自居。忽必烈的谋臣郝经,紧急上书,建议忽必烈班师前往燕京,然后再北上草原与阿里不哥交战

这位郝经也是个牛人,后来出使宋朝,被贾似道软禁,一关就是十六年,元朝也不知他是死是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获救,演绎了一出元代的“苏武牧羊”传奇。

忽必烈早已知道燕京一带的重要性,据《元史》记载,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向忽必烈进谏:“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于是,忽必烈接受郝经的建议,北上燕京,进行建国定都的准备,随后与阿里不哥决战。阿里不哥远在漠北,反而鞭长莫及,难以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在四年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兵败被囚。

忽必烈成功夺取汗位。这次内战后,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和林迅速衰落,沦为一个地区性中心,消逝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

此时,草原上的都城显然已不合时宜。

另一个汉人谋臣刘秉忠,成为蒙元改革的总设计师,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提出完全按汉制建国号、颁章服、举朝仪、定官制,并定都燕京。刘秉忠有一句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当年初入中原,蒙古军不懂农业生产,只知劫掠,有些蒙古贵族甚至主张杀尽汉人张、王、李、赵、刘五大姓,改农田为草原,进行放牧。

在这种反科学的思想指导下,燕京地区的农业经济大受破坏,直到契丹人耶律楚材向蒙古贵族进言,改劫掠为课税,是更有效的致富之法,这一形势才得以缓解。

当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度时,以骑兵征服四方,可以在草原上建都,便于统治与调兵,可当进入中原,接受汉制,将都城南迁便迫在眉睫。

因此,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规划,命他在燕京东郊营建新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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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经金、元,北京的首都之位仍非不可动摇,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在定都一事上纠结。

明朝初年,虽定都应天(今南京),但朱元璋仍不时有北迁的想法,曾考虑的地点包括长安、洛阳和北平(元大都)。

长安,有“崤函、终南之阻,渭、灞、浐之雄,百二山河之胜”。但是,这里若无南方的粮食运输,饭都吃不饱,皇帝也要喝西北风。更何况,明朝时中国早已生齿日繁。

再看洛阳,“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依邙山,南望阙,曾为九朝之都”,这份“简历”也很漂亮,让人眼前一亮。太子朱标就十分中意,到此地巡视之后,有意迁都于此。可惜朱标早逝,洛阳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没能在明代再次成为首都。

至于北平,“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蒙古人离开后,北方尚未安定。此时朱元璋直截了当地问廷臣们:“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虏,和南京相比如何?”

翰林院修撰鲍频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蒙古人兴盛于漠北,立都于燕,到现在已经百年,王气已尽。咱南京是兴王之地,这儿挺好的,没必要再迁都了。”

因大臣劝阻,迁都一事就这样暂时搁置,直到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1403年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位后,才再度提上日程。

朱棣在北方度过二十多年的藩王生涯,深知边境之祸是明朝的心腹大患,北平的军事战略地位何等重要。

朱棣没有朱元璋的顾虑,毅然重回自己的“龙兴之地”,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直至明末,崇祯吊死煤山,也没有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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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代,北京依旧为帝都。和之前几朝建都一样,清初的北京城也笼罩在政治动荡的阴影之下。

这里见证了清初残酷的民族压迫。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廷颁布圈地令,京畿地区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满人贵族横行乡里。二十年里,京郊各县百分之八十五的耕地被圈占,近郊的通县土地尽数被占,僻远的怀柔县,民间土地也“所余无己”。

在圈地的同时,清廷“恩准”无衣无食的汉人投充旗下为奴,很多京畿农民不但失去田宅,自己也被迫沦为旗下奴。一些八旗庄主甚至强行将“投充”的农民阉割,野蛮程度令人发指。

为了摆脱庄主压迫,大量沦为旗奴的农民逃亡,顺治三年(1646年),“数月之间,逃人已数万”

除了京郊圈地,北京内城还进行“迁汉”。清军入京后,首先圈占了北京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居。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严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

在“迁汉”的过程中,清廷实行优惠政策,每间房屋补贴银四两,充当搬迁费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一些世代居住在“三环以内”的老北京,就因为大清一个搬迁令,拿着四两银子搬到“五环以外”去了。

经过清初对北京城的重新规划,清代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居、分治,内城成为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

之后两百年里,北京城犹如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眼见大清顶着康雍乾盛世的光环,逐渐走向王朝末路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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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后完全控制了北京。袁世凯死后,直、皖、奉三系明争暗斗,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从1912年至1928年,北京政府更换了九次元首,约50届内阁,其中最短的一届,只有半天。

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率领的北伐军进驻北京,才结束奉系的统治,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议再度成为焦点。

阎锡山冯玉祥集团为首的北方势力对定都南京提出异议,和当年袁世凯不愿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原因类似。北京正是在阎、冯势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定都北京,无疑对他们更有利。

早在前一年,冯玉祥就对蒋介石提出:“我们将来还是把国都迁到北京去吧!”

为了反驳阎、冯等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阐述建都南京的理由:首先让已故的孙中山“打头阵”,声称这是孙中山生前的一贯主张;随后又说,北京古城固然整齐,但那些红墙黄瓦的旧时代建筑不能成为新时代首都的象征;此外,南京靠近上海,地理位置上也处于中国中央。

总之,“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

吴稚晖此话一出,犹如咖啡大蒜论一般,让南北方文人一时吵得不可开交。

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为北京建都宣传造势。他说:北京建都已有八百多年,在此建都者,代代强盛;南京地势低洼,民风文弱,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气太重,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有十个左右,“非偏安即年促”

言外之意是,建都南京,迟早完蛋。

南方人看完这篇文章就不高兴了,有“龚大炮”之称的《申报》编辑龚德柏,撰文指出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之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世纪以前之理论来论现代之国都”。

这场争论历时数月,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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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秦淮河夜景。

6

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失去首都之位。然而“金陵王气”并没有让北京黯然失色,相反,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几度发生迁都之争。

尤其是抗战后期,关于战后建都的大辩论,政界、学界人士主张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北平、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和洛阳等,尤其以支持北平、南京和西安者为多数

中国自古有“以天子守边防”之说,那么,中国未来的边防在何处,最大的敌人来自何方。一些学者由此展开思考。

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战后建都“若照东汉安乐主义的办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汉开国的魄力,把都城放在边塞上,还是到北平去”。

《大公报》社评认为,“战后军事外交的中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万万不可疏忽北方的大势”,因此应该建都北平。

这些争论在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宣告结束。

北平又等了三年。

1949年,北平迎来曙光。通过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北平更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正应了《英雄本色》里小马哥那段台词:“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大家,我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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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我也等了三年。

7

北京再度成为首 都,城市改建成为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北京有着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时间之长仅次于长安、洛阳,高大的古城墙曾是其独一无二的标志。

上世纪20年代,瑞典人喜仁龙在看到北京城墙后曾写道,这是 “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但是到解放后,北京古城墙历经多年战火洗礼,很多早已破败不堪。

1949年,有人在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提出,拆去所有城墙以改善交通。当年,吴稚晖反驳阎、冯等人建都北京的主张,其中一个理由也是北京的古建筑不够“时尚”,倒是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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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即表示反对,并提出建议:“可以把城墙改作公园,栽花池,城楼可作展览、民众教育馆、茶馆等,城下可作绿地,改善附近居民环境……在城门附近拆除少数房屋,加宽马路……这样不仅不妨碍交通,还大大增加城市的美感。”

为保护北京旧城,次年,梁思成与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

该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这样,新旧城之间的长安街就像一根扁担挑起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作为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但是,这份方案并没有得到领导层重视,很快淹没在声浪之中。梁思成断言:“在保护老北京城的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梁思成的呼吁抵挡不了时代的浪潮,自1953年起,北京开始拆除外城城墙,几年之内,左安门、广渠门、广安门等都被拆除殆尽。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老百姓积极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每天都有人自发去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些战备活动持续了几年。

而主张保护旧城的梁思成在那些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其“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也遭到批判。

一代建筑学宗师最终于1972年含恨去世。

那时的北京城,正以全新的面貌走向新时代。

多年后,古都北京已经难寻古城墙身影,却有繁华的街景、漫天的雾霾和拥挤的交通。但凡这里有点儿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全国人民的关注,比如前些日子北京市政府的搬迁。

当然,比起历史上每次定都时的大动荡,这些小折腾,轻如云烟。

参考文献:

方彪:《图说老北京:北京简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

朱明德,梅宁华:《蓟门集:北京建都八百五十周年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施祖毓:《李明睿钩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5期

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03期

张淑华:《建国初期北京城墙留与拆的争论》,《北京党史》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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