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

原标题：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统一边疆地区，由国家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历代王朝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不论是汉族所建王朝，还是少数民族所建王朝，在清以前，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扰历代王朝的历史“老大难”题。迄至清朝，坚持“大一统”的理论指导，集历代之大成，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真正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完全统一，从而也根除了来自边疆主要是“三北”的所谓“边患”，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科学地阐明这一历史进程，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清史的一把标尺。

一、“大一统”理论的提出及实践

“大一统”是春秋时期儒家首倡的政治学说，自秦汉以来，被历代王朝奉为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南。“一统天下”，达到长治久安，就是它们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的最高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一统”是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尽管有过多次大小规模不同的分裂，迟早归于一统，但每次分裂仅仅是一姓王朝的分崩离析，而做为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共同体中国，却依然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中国这个共同体内，只有王朝和政权的更迭，丝毫不影响中国自身的存在。“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法则。

“大一统”有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明确的理论内涵。孔子著《春秋》已透露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做出了诠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之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首次出现“大一统”的政治概念。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对《春秋》的认识十分明确。嘉庆二年（1797），朝鲜新印《春秋》一书，其国王正宗指出：“《春秋》，圣人大一统之书。”[1]一语阐明了《春秋》的精义。《礼记》给“大一统”做了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统之义也。”据此可知，“大一统”的本意，就是天下统于一主，反对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春秋时期，周王衰微，诸侯争霸，夷狄内侵，社会秩序大乱，所谓“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正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力主复周礼，尊周王，抵制夷狄，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新秩序，阐明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及儒家学派的学者不断总结，提炼“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如汉代班固著《白虎通义》，其《号篇》说：“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兴复中国，攘却夷狄。”他称之为“霸”，实则是贯彻了“大一统”的基本思想。在这里，他把“攘却夷狄”作为“大一统”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华夷之辨”，对称为夷狄的民族或部族采取排斥与防范的态度，故其“大一统”，首先是“诸夏”的统一，而其周边的夷狄只能是诸夏的附庸。

儒家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价值不可估量。西汉一批儒家学者总结秦汉的政治实践，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出了深刻地评价。如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2]稍后，又有王吉阐述对“大一统”的认识，指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他对“大一统”的解说，已被中国历史一再证明，历代政治家皆以“大一统”为信念，不断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可惜，迄今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研究春秋战国史及中国古代政治史，对其“大一统”的思想认识不足，甚至完全忽略，因而不能正确评价孔子学说，不足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相。

秦始皇兼并六国，废分封，建郡县，天下一统，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权。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大一统”的理论变为全面实践。尽管秦始皇并不祟尚儒家，但他的政治实践却完全体现了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就是对秦天下一统的最生动地描绘。秦创立的“大一统”国家，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秦以后，历代沿袭郡县制和皇帝专制天下的体制，沿着“大一统”的方向，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历史证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论及秦朝“大一统”时，必须提到万里长城。它是秦朝“大一统”的突出象征。秦始皇修长城，其主观意图是用于军事目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及其巨大的价值，却远远超出其军用价值，更是始皇始料所不及。第一，长城之设，给予“中国”以全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商周时所称“中国”，是指商周居于中心地域，凡遵守周礼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秦始皇修长城，改写了“中国”政治地理也包括疆域的原有概念，将“中国”的范围空前扩大，一直推进到长城脚下。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就成了“中国”与夷狄的分界线。如，《汉书》“西域上”写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师古加注称：“为中国之竟（境）界也”[4]。这是说，长城成为“中国”之“三北”的国境界线。

第二，所谓长城为“中国”之国境线，与当代之国境线完全不同，它系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分界线，具体即指长城内之华夏族（汉族）与长城外之夷狄的分界。如东汉人指出：“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5]因民族文化之不同，习俗相远，故以长城加以区别。视长城如同地理山河，成“内外”的天然分界线。简言之，长城又成为中原华夏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分野。长城之设，完全体现了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念的政治主张。因长城的经久存在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内外之别的传统观念，是巨大的历史惰力，严重障碍“中国”大一统的发展。

应当指出，实践“大一统”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边疆地区及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质言之，对边疆地区能否真正统一是衡量“大一统”实践的重要标准。

从秦到清之前，近2000年间，历代王朝始终坚持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的传统的治边思想，坚守长城这道藩蓠，对中原地区及长城外与其它边疆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亦即统一的形式明显不同。在长城内，汉族聚居区，广设郡县，由中央直接派官统治；在长城外及其它边疆地区实行“以夷治夷”及“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任命当地的部落酋长，授以官职，自行管理，以朝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央王朝缴纳贡品，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就是历代所实行的“羁縻制”统治。严格地说，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而是不巩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清以前，历朝历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实现对边疆的统一。如前已说明，历代坚持“华夷之辨”，视少数民族为“禽兽”、“犬羊”，以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采取严格限制，严加防范的政策。例如，分隔华夷，严加限制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凡朝贡的民族无论从长城入，还是从南方入中原朝贡，限定人数、限定时间、地点，连贸易的时间也受到限制，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经济要求；中央王朝特别是地方盘剥侵夺少数民族的利益等，都激发成民族矛盾。清代人总结说：“当中国治则通而来宾，不治则叛而互相吞并，争为雄长。至土马日强，土宇日广，恒与中国为敌。”[7]在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难以计数，26史中，史不绝书。如，西周时，北方戎狄不断“侵暴中国”，杀幽王于骊山脚下，逼周王东迁。秦时，胡人一再内侵，被逼修长城；西汉时，匈奴强大，迫使汉行“和亲”之策。景帝时，还向匈奴表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内，寇带之室，朕亦制之。”以长城为界，实行民族分治，显见汉朝力所不及，故作此大让步。三国时，魏与乌桓战争不已，至西晋，又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入中原，建国16，西晋亡，南北分裂达200余年；隋唐时，与辽东高句丽战斗了数十年，在西北则与突厥战斗；北宋时无力统一“三北”，先后有契丹族建辽国、女真族建金国、党项人则在西北建西夏。辽、金分别进入中原，金灭辽，又亡北宋；蒙古族崛起，先后亡西夏、金、南宋；明时，“三北”大部地区被元之后裔所占据，战事不断，几与明相终始；明中后期，女真族复兴，与明冲突不断，终于发展成大规模战争，持续数十年，直至明亡。在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冲突与战争中，许多中原王朝被削弱、被灭亡，而其中有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句丽、靺鞨、女真、契丹、党项、匈奴、突厥等民族，或建半壁江山，或建地方割据政权；有些民族，如蒙古、满族等夺取了全国政权，一统天下，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事实表明，历代的“边患”几乎皆起自北方，包括东北、西北与北部的“三北”地区。这一延袤万余里的广阔草原地带，是游牧民族世代栖息之地，驰骋的历史舞台。他们逐水草而居，流动性极大；善骑射，性强悍，耐饥渴，对历代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自秦以后，历代皆以长城为国家安全的保障，除了元朝等个别朝代，皆修长城不止。历代主要是汉族建立的王朝，其边防在北不在南。我们所说的历代边疆民族问题，主要发生在“三北”。历史一再证明，能否彻底解决“三北”的边疆民族问题，消除“边患”，无疑是实现国家“大一统”的一大关键，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这一延续2000余年的边疆民族问题，只有到了清代，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一统”的最恢宏的新格局。

二、清代“大一统”的新观念

自秦汉以后，直至明代，其“大一统”的规模大小不一，当“大一统扩大时，疆域就扩大；当其缩小时，疆域随之而收缩。中国的疆域并不稳定，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就是说，在长达20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尚未最后确定下来,根本原因是,没有彻底解决边疆地区的完全统一的问题。边疆问题实质是个民族问题。它们沿袭“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传统的民族观念，坚持“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时刻保持对夷狄各少数民族之“大防”。因此，清以前各代对夷狄等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将夷狄与华夏即汉族区别开釆，用长城将“三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隔离，不得“混一”，其主旨是以汉族为中心，鄙视夷狄，实际是把边疆民族排斥在国家“大一统”之外。历代的狭隘的民族观念,是造成“大一统”严重局限的主要障碍，也是造成中国古代疆域长期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句话，历代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没有真正实现多民族的“大一统”。

清朝承袭明制，重建一代封建王朝。清对明制的承袭，主要是政治体制、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行政管理等方面。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治国方略、价值取向、民族观念等，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关于“大一统”的新观念，应是清朝最具深远影响的划时代的变革。

清朝关于“大一统”的新观念，集中表现在对“华夷之辨”的否定和批判，并提出了它的理论主张。清朝的这一变革并非一朝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它是在同明朝斗争、争取蒙古与之结盟，以及不断调整与汉族的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变革的。

清朝突破历代“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思想，确立一种新的民族关系，实始于清入关前。具体说，自皇太极开其端。他即汗位伊始，针对其父生前掠汉人为奴，甚至“诛戮汉人，抚养满洲”[8]，满汉矛盾尖锐、局势动荡的危险局面，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民族新观念。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9]10年后，皇太极即帝位，进一步阐明他的民族政策思想：“满洲、蒙古、汉人，视为一体”。他打了一个比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10]在皇太极新的民族政策的推动下，满、蒙、汉构成了后金（清）政权的主要民族成份，这三大民族能否“凋剂”得宜，实关其政权的兴亡。他把满、蒙、汉“视同一体”，同等对待的民族新观念贯注到政治实践中，广泛吸收汉官、汉将及蒙古王公贵族参加后金政权，特别是在其父努尔哈赤创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八旗组织，创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并立，成为清政权立国的三大基石。满、蒙、汉八旗制的最后完善，从而完全改变了努尔哈赤时单一的满族政权的旧格局，标志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政治联盟正式确立。这里所说“多民族”，并非专指满、蒙、汉，还有其他民族，如，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各民族，诸如后来所称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主要是在皇太极时期归服清（后金）政权，皇太极不分内外，也不分辨族属，都吸收为满洲八旗的成员。

皇太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重大变化，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清（后金）政权的实力，更重要的深远意义，他为未来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开其端，奠定基础，可以说，皇太极的民族观念及政策，是对历代所承袭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的一次明显地突破，不能不具有开创的意义。清入关后，他的子孙照其遗训，不断突破旧的传统，把他的新观念和新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世祖移都北京，面对人数更多、传统文化积深的汉人，仍然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11]世祖通晓中国历史，指出历代“专治汉人”，而“四夷”的边疆少数民族则不在其直接的统治范围之内。因此，他不断宣传、解释满汉一体的新认识：“天下一统，满汉无别。”[12]“满汉官民，俱为一家”[13]；“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14]；“不分满汉，一体眷遇”[15]如此等等。这些具有方针、政策性的表述，都是对皇太极“满汉一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际又一次否定了“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继世祖之后，圣祖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将皇太极以来所倡导的民族新思想和新观念推上了顶峰。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实践行动，就是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宣布废除为历代沿用200O年的万里长城。如前已指出，长城的功能与影响，已远远超出其军事防御价值，成为分隔“华夷”的一道藩蓠，分别“内外”的一座巨大的地理座标，汉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的分界线。由此形成的传统的民族观念，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中国真正全面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受到限制，因而延缓了它的发展。明大修长城以防蒙古，加强辽东边墙以限女真。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世居长城与边墙外，与蒙古族一样，也被隔离在外。清入主中原后，它不能象明朝那样将本族和天然盟友蒙古族仍然隔离在长城以外，它奉行“中外一视”的治国治边方针，长城就显得多余而失去其军事防御价值。圣祖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及时地提出废长城的决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人，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6]总结历史的经验，长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安民”，才是“邦本”自固的根本之计。圣祖明确宣布：废土石工程的长城，筑成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圣祖的思想，无疑是对千百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华夷观念的空前超越，他应是秦筑长城以来，2000年问，第一个提出废长城的人！

圣祖废长城的伟大意义，还在于撤除限隔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土石藩篱，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第一次打破了民族界限，空前扩大了中国地理的新概念，改变了2000年民族分离的格局放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御，视同一体，“要荒总一家”，真心待为“一家”人。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驰骋“三北”广阔原野的蒙古族。自九世纪以来，蒙古族以强人的生命力，在“三北”纵横近千年，与中原王朝争战不已。经明之世，200多年，为防蒙古，修长城不止。明视蒙古为劲敌，除了防御，就是攻战，始终没有找到彻底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而清朝却找到了。首先它对蒙古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祖说：“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要害是“控驭蒙古有道”，若“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17]他又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指蒙古人）皆朕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18]圣祖所说“控驭有道”，就是要正确对待他们，制定积极的政策，以德以恩固结其心，“皆款塞来归”[19]。一句话，不得岐视他们，更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应看成是“一家”之人。清朝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横行几个世纪、难以驯服的蒙古人彻底降服，与清朝相终始。

清朝“改造”蒙古人，取得了完全成功，是清朝民族政策的胜利，也是“大一统”思想的胜利！蒙古问题的彻底解决，标志清朝已把国家“大一统”发展到或者说推进长城以个的“三北”地区。

世宗即雍正帝对“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和对“华夷之辨”的批判，更具深刻的理论意义。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世宗在对内阁官员的一次谈话中阐明他的“大一统”论。他说：

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乏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同为外夷，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宜背谬已甚哉[20]！

世宗阐述“中外一家”的观点，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最好的论证，实为前人所未发，为当世人所未识。他把皇太极、世祖、圣祖等先辈的思想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尤其显示了理论的特色。

世宗针对历代汉族统治者及士大夫,乃至平民，一贯将少数民族称为“夷”，作出了新的解释。他公开说：“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即承认满族原属夷狄，就连“亚圣”孟子也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他指出：这个“夷”字，“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于“虏”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他承认满州居东海之滨，可以称“东夷人”。但清朝已为天下主，“不忍”将“穷边远缴”的民族“以虏视之”。而今“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怎么能以“形迹相歧视”呢？他强调：“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21]

世宗释“夷”为地理方位，符合古义，与古人的解释并无区别，如同民族籍贯，本无“中外之分”。他把满、汉等各民族看成是“一家”、“一体”，仅是居住地域不同而已。这就是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理论、新思想！

他针对汉族士大夫中存在的传统的“华夷”观，给予严厉批判。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吕留良认为：“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他斥责“夷狄异类，詈如禽兽。”[22]更为著名的王夫之持同样观点，称：对少数民族“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23]如此著名的学者，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低下、陈旧而落后，民族观更为腐朽，远远地落到了时代的后面。世宗痛斥吕留良等：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斥责夷狄即禽兽的无理之说，指出：只有那些缺乏“伦常之理”的人才可以打入禽兽之列。人与禽兽的区别，就表现在是否符合“人伦”与“天理”，所以，“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显然，吕、王等人所主张，以华夷来区别人兽是极其错误的！世宗的见解则是正确的。

世宗进一步分析“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植”的原因认为是传统的华夷观和落后的民族观极大地限制了历代“大一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边疆地区往往被放弃，对那些边疆地区“不向化者，则斥为夷狄”，即使如“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他指责说，清朝之疆土开拓广远，“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4]！分析之深刻，摆事实之正，即当时的诸学者及先辈的思想家也应自叹弗如！

至乾隆朝，清朝统治已历百余年，但汉人士大夫积习难改，旧观念难除，违反规定，不时地仍以“夷汉”来区分蒙古与汉人。高宗予以批驳：“以百年内属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不甘。”本属“一体”，仍分汉夷，显然有违清朝的民族政策和“大一统”的思想。高宗贯彻先辈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大一统”的成果。

以上，简要回顾自清开国时期，中经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清统治集团华夷观的演变过程。事实表明：清之华夷观是逐步变化的，总的趋势，向深入发展，达到了时代的高度，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清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一脉相承，既相互继承，又不断发展。其中，世宗的雄辨，展现了深刻的理论水准，形成了有清一代独具特色的民族观。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一直奉行的“华夷之辨”与“严华夷之防”的思想统治，开创了“中外一家”的空前“大一统”的时代！

三、边疆民族的完全统一

在清以前，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一，一般来说，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和平招抚。当一代王朝在中原确立其统治地位，即向周边少数民族发出招抚令，招其来归，建立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中原王朝强盛时，不待招抚，边疆民族纷纷主动行动，接受其统治。一是用战争的手段，击败边疆民族的反抗或抵制，迫使其服从新王朝的统治。如西汉击匈奴，争战数十年，才使其臣服汉朝；如盛唐击突厥、高句丽，均使之臣服。但当少数民族崛起边疆地区，与中原汉族王朝的统一途径却有不同：这就是先统一该少数民族所聚居的边疆地区，然后再向中原进军，最终统一全国或半个中国。如北魏，为鲜卑人所建，从遥远的黑龙江走向黄河流域；如女真人，先统一东北地区，再统一中原；如蒙古人，更是如此，当“三北”被统一，进而统一全国。举几少数民族的统一，大体都是通过同类途径实现。当然，当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势均力敌时，或因双方利益不能保证时，便起冲突，直至爆发大规模战争。如明与“三北”之蒙古，战和不定，打打停停，持续200余年。这也就谈不上边疆民族的统一问题。所以，终明之世，实际并未完全统一中国。再前溯至北宋，因有辽、金的强大，无力统一，也只存半壁江山。南宗的情况亦如此。

历朝对边疆民族的管辖与管理大体一致，历代相承，采取“羁縻制”，不过“官其酋长”，随俗而治，这就是“以夷治夷”的管辖方略。

总结历代对边疆民族的统一，应当包括：将边疆民族直接纳入到中央行政管理系统，就是说，应成为中央管辖的组成部份；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在其地负责军政庶务，执行皇帝与中央各直属部门的指令或政令；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各边疆地区设治，如同中原内地，亦实行郡县制，派驻防军队，维护地方治安，保证国家之安全。如此，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统一。历史已经明示：在清以前，没有一个王朝能真正实现对边疆民族的完全统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各边疆民族以朝贡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也是一种统一，或称为“形式上的统一”，但与上述所说的统一，不能等同，只有前一种统一，才真正具有实质性的统一。

现在，让我们考察清朝是否真正实现对边疆民族的统一。

清朝对边疆民族的统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同历代一样，也用和平与武力的手段，将边疆民族收为它的政治版图的一部份。如所周知，清朝崛起于东北地区，无疑它的统一亦始于东北边疆。自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可以看成是统一的开始，在奋战40余年后，其后继者皇太极继续征战近20年，迟至崇德七年（1642年），他终于宣告已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基本统一。他说：

予缵承皇考太组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25]。

皇太极的主观意图，是总结他即位以来所取得的皇皇业绩。事实的确如此。从他所总结的业绩，我们确信，历经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奋战，清朝已完全统一了东北地区[26]。

与此同时，已将漠南蒙古（内蒙）收入清朝的版图。在对蒙古的关系中，既有和平招抚，又有征战，在攻灭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汁之后，其所属各部落及地盘皆归服清朝[27]。接着，吸引漠北蒙古（外蒙）各部赴沈阳朝贡，初建政治隶属关系[28]。但这种关系还很不稳定，经顺治朝，至康熙朝，亦儿经反复斗争，才使之臣服，彻底归清。

在东北与北部地区的边疆民族统一之后，清朝将注意力转向西北厄鲁特蒙古问题。顺治朝18年中，倾全力于全国的统一，主要集中在南方，西北各族尚未参与其斗争，保持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但至康熙，西北出现大的转折，这就是以准葛尔部的噶尔丹为首发动了叛乱，横行草原，夺占漠南、漠北蒙古地区，直接威胁清朝的统治。圣祖决策，遂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首次亲征噶尔丹。至康照三十六年，又连续两征，终将葛尔丹彻底击败。噶尔丹的势力冰消瓦解[29]。康熙晚年，又有准部策妄阿拉布坦发兵侵占西藏，掀起新的动乱。圣祖再次发动征剿，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出兵，仅经近一年，全部消灭其叛军[30]。

雍正朝继续同西北准噶尔部的分离势力展开斗争。以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首，在青海举兵叛乱。仅历8个月，清军大破叛军，清朝恢复了在青海的统治权[31]至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病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不甘其父的失败，又与清朝对抗。七年，世宗决策征讨，给予叛军重创，雍正十一年（1733年），双方停战，达成和解。战事暂告一段。

至乾隆朝，西北准部再起战云。先后有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高宗认为：“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32]清朝出兵，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完全荡平两大叛乱势力，达瓦齐被擒，阿睦尔撒纳只身逃入俄境，并死在这里。西北归入平静。

与此同时，西北部的边陲地区，今新疆之南疆，为维吾尔族居住区，又称“回部”。其酋长大、小和卓木即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于乾隆二十二年一月发动叛乱，欲自立为国，脱离清朝。高宗毫不迟疑地下令征讨平叛。至二十四年七月，历时近2年，叛军全被歼灭，侥幸活命者向清军投降。霍集占两兄弟被活捉，当即处死。回部彻底平定。至此，自康熙二十九年平准部叛乱，持续近70年，终于大功告成。高宗称：“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人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33]

从东北，经北部，至西北，处长城外的“三北”广阔地区，东西延袤万余里，历经百多年流血与不流血斗争，才全部进入清朝版图，接受清朝的统治。

西南地区，系指今日之西藏、四川等地。四川省西北部为大、小金川两河流域之地。居其地的土司抗拒清朝的管辖，遂有大、小金川之役。清军苦战3年，付出了重大代价，迫使其土司投降[34]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发生小金川之役。至四十一年四月，历时5年，大小金川彻底平定。西藏孤悬西南边陲，与内地、与京师相距遥远，内地文化不易传入。此地屡被外族、外国侵入。如前叙准噶尔部侵占西藏，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造成严重损失。高宗毅然出兵，将其击败，逐出西藏，保卫住这一广大领土，牢牢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

在南疆，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历来为当地土司所统治，已有千余年，其势根深蒂固，清以前，与中央王朝保持朝贡制，这些上司各在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中央不得干予。清朝一改历代传统政策，实行“改土归流”，将传统的土司制废弃，这些地区才真正为清朝所控制[35]

同“三北”一样，西南与南疆也是经历了反复的严重斗争包括大规模的战争，才回归清朝的。

以上所叙边疆地区及民族被清统一的过程，已有各相关论著与相关的人物传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只做了简要回顾，不须赘述。

在确立了隶属关系之后，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在边疆地区设置行政机构，直接进入国家主权管理系统，这是使边疆地区与中央王朝保持真正一体的根本保证。清朝就是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撤长城之限隔，坚持“天下一家”、“中外一视”，在边疆地区逐一设置行政管理机构。特别提出的是，清朝并非千篇一律设治，而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因地因民族而制宜，设置名目不同的机构，表现出政治管理体制多样、多元，而统归于清朝中央，其中央最高统治权又归于皇帝一人之手。

例如：在东北，分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分辖之地，如同一一行省，管理其辖地之军政庶务。又满汉族分管、旗民与不入旗之民分管。此制维持了东北200余年的安定局面，迟至光绪未才正式废将军制，正式建省。回顾历代皆在辽东（今辽宁省境）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在今吉林、黑龙江广大地区仅设羁縻机构而已。

约自9世纪，蒙古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纵横于“三北”万里草原，在清以前，几代王朝在强大的蒙古族面前，几乎无能为力。经明之世，蒙古与之周旋了200多年，和战交替进行，始终没能解决蒙古问题。清朝却从根本上消除了蒙古与它的矛盾斗争。一方面，清朝给予蒙古种种特殊的政策，待遇优越，又实行满蒙联姻，双方关系亲上加亲。其行政管理，清实行盟旗制：以部落为旗，若干旗结为一盟。共设49旗七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法治理，即每旗各有游牧的疆界，不得私越，更不准侵夺，否则，即以法处理。一个在广阔草原横行多少个世纪而漂悍的民族，却被清朝给驯服了，从此，安定下来，不再为患北方，成为清朝的一支可靠的政治与军事力量。

正如人们已知，在解决西北地区的统一以后，清朝在伊犁设伊犁将军，管理新疆地区，其下分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管理大臣、总管等，分驻各中心城镇。在南疆的回部地区，废除其父子世袭的体制，只用其旧名，如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等，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在地方，又统于伊犁将军管辖。

清朝采取独特的方式管理西藏。雍正初年，创设驻藏大臣，乾隆晚年，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提升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与达赖平列，直接参与西藏军政大事，地方财政，亦由驻藏大臣综核。总之，“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36]。更重要的一项制度的设立，这就是著名的“金奔巴瓶”抽签选灵童之法，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等当众抽签决定未来的活佛。此制原由达赖与班禅的亲族垄断，实行新制后，此一大权亦被驻藏大臣所控制。清朝在这里行使了国家主权，从而与清朝完全结为一体。[37]

在青海推行盟旗制度，按漠南蒙古编旗设盟的方式，将当地部落编为佐领。另编和硕特21旗、绰罗斯2旗、土尔扈特4旗、辉特1旗、喀尔喀1旗，共29旗，不属青海，规定各守份地，不许强占[38]。

如前已提到，在南疆实行土司制的地区如云南、广西、贵州等，清断然废除土司制，实行“改土归流”，设郡县，派官员，如同内地。

除东南沿海无边疆事，清朝在陆路边疆地区的统一经营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可以说，达到了时代的极限。它所作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将边疆变为清朝疆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边疆各少数民族亦如内地汉人，同属清朝的臣民，“中外一视”，没有任何区别。一言而蔽之，在清朝统治下，再无内外之分，亦无华夷之辨，真正成为“天下一家”，到这时，空前统一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亦告形成。

清朝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就，是对秦以来，2000年中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其成就之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份。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必然会对清史认识不足，评价不足。换言之，如真正了解清史，必先认识清代的边疆民族“大一统”问题。

[1]朝鲜《李朝正祖实录》卷411，正宗二十一年十一月已卯。

[2]《汉书》卷56，“董仲舒传”。

[3]《汉书》卷72，“王吉传”。

[4]见《汉书》卷96上。

[5]《后汉书》卷90，“鲜卑传”。

[6]《晋书》卷102，“刘元海传”。

[7]《布特哈志略》2479页；载《辽海丛书》第4册。

[8]《清太宗实录》卷64。

[9]《清太宗实录》卷1。

[10]《清太宗实录》卷42。

[11]《清世祖实录》卷90。

[12]《清史稿》卷245，“冯铨传”。

[13]《清世祖实录》卷15。

[14]《清世祖实录》卷43。

[15]《清世祖实录》卷72。

[16]《清圣祖实录》卷151。

[17]《清圣祖实录》卷183。

[18]《清圣祖实录》卷184。

[19]《清圣祖实录》卷183。

[20]《清世宗实录》卷130。

[21]《清世宗实录》卷130。

[22]《大义觉迷录》卷2。

[23]《续通鉴论》卷4。

[24]《大义觉迷录》卷1。

[25]《清太宗全传》卷6。

[26]此时只有山海关外四城：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宁远四城尚为明守。

[27]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详见《清太宗实录》天聪六一八年各卷。

[28]《清太宗实录》卷20，页36—38。

[29]《平定朔漠方略》卷2，《清世祖实录》卷147—178卷。

[30]详见《清圣宗实录》285—289各卷。

[31]见《清高宗实录》16—21各卷。

[32]《清高宗实录》卷464。

[33]《清高宗实录》卷599。

[34]昭槤：《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35]详见《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汇”（上下）；《清世宗实录》卷49—51各卷相关内容。

[36]《清高宗实录》卷1417。

[37]详见《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上、下）。

[38]参见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页156。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