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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原标题: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海明威《老人与海》: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1

在经历人生无数的风雨后,3月5日下午,中国最具争议的企业家、91岁的褚时健,安静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时间回到1949年,云南。

那一年,1928年出生、21岁的褚时健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担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

日后,褚时健将以创造“红塔山”商业帝国,和在巅峰陨落之后,又重新崛起创造“褚橙”而闻名。

1949年是江山鼎革的年份,也是孕育着此后改变中国的企业家的年代。

那一年,1937年出生就逢淮河水灾,日后以售卖“傻子瓜子”闻名的年广久(1937-),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到处乞讨,而后又跟着父亲到处走街串巷卖水果。

同样是1949年,1939年以“遗腹子”出生、随后被送入广州东山区孤儿院的李经纬(1939-2013),从几岁懂事开始,就给人擦过皮鞋,做过印刷工人,还在戏院给有钱人打过扇。日后,李经纬将创造一个著名的品牌:健力宝。

与他们相比,出身不知优渥多少倍的贵族公子荣.毅.仁(1916-2005),也在33岁这一年,在诚惶诚恐中迎来了1949。

当时,荣氏家族成员蜂拥外迁离开大陆,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则在布局将儿子荣尔仁、荣研仁送往香港和海外后,自己决定和四儿子荣.毅.仁留守在大陆观察形势。

荣德生对儿子们说:

“我自问平生未曾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2

但时代的风潮,即将剧烈改变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进入1950年代,曾经参加过游击队、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褚时健,从云南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的任上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农场改造。

在大陆1956年开始,针对民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了,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绝大部分私企就被集体收归“国有”。

就在这场运动的前夕,在1956年初南下考察时,毛.泽.东就对当时仅有40岁的荣.毅.仁说:

“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你要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的命运。”

随后,剧烈的“公私合营”运动开始,面对一生财富和所属企业的破灭,当时,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将自家产业送去搞“公私合营”,晚上则在家里抱头痛哭。

对此,出身金贵的荣.毅.仁说:

“我的企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我已经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1950年代,毛泽东接见荣.毅.仁

尽管如此,文.革.期间,荣.毅.仁仍然被发配去运煤和打扫厕所,后来,他的食指也被红卫兵打断。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则被发配到四川凉山,每天跟民工一起抬石头、挖土方。

在时代的风潮前,1963年,只是想安心当个小贩的年广久,也因为走街串巷卖板栗、犯了投机倒把罪,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

1966年后,年广久更是成为他所在的安徽芜湖的政治“运动”批斗对象,成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字报矛头和焦点,尽管经常被抓,但每次只要一出来,年广久就开始偷偷干活。

“不让卖板栗,我就卖瓜子。”

后来,年广久回忆说,文.革.期间,他经常“偷偷摸摸”干活:

“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

年广久做生意慷慨,人家买了一包瓜子,他还会另外抓一把送给别人,人家不要,他还硬往别人身上塞,年深日久,别人都习惯喊他“傻子”,“傻子瓜子”的名头,也由此开始传开了。

2000年前后,年广久曾经回忆说:

“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3

时代的风潮扑面而来时,你甚至不知身处其中。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启动后,邓.小.平亲自召集荣.毅.仁等原来的工商界大佬座谈,并向荣.毅.仁征询改革开放的发展意见,对此,劫后重生的荣.毅.仁,提出了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在中央的支持下,荣.毅.仁开始主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

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信”(CITIC)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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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接见荣.毅.仁。

对于这位在资本家与政治家身份之间切换自如的老人,香港记者后来这样形容改革开放后的荣.毅.仁说:

“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

同样捕捉到时代风潮的还有年广久。

眼看瓜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决定扩招工人和扩大生产,没想到他的扩张计划,却遭到了他当时的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反对:

“你坐牢还没有坐够么?”

在妻子耿秀云看来,年广久这个人老是做“投机倒把”的生意,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还没长“心眼”,实在太“危险”了。

后来,耿秀云跟年广久离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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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年广久在卖瓜子

但年广久够“傻”,他开始扩张,将自己的瓜子生意从一个人,做到了100多人的小工厂。

这在当时,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私人“大企业”。

年广久人也高调,发财后,他喜欢穿得整整齐齐,戴着金戒指,梳一个大背头,在那个年代,他是时代风潮里的“高富帅”。

有一次,年广久把花花绿绿的人民币铺满了整个院子和屋顶,有人讽刺他“胆子不小”,没想到年广久却哈哈大笑说:

“我钱都发霉了,不晒怎么办?”

对于这个1980年代初的“异类”,很多人都“看不顺眼”。

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说法,雇工20人以上是属于“资本家复辟,是剥削”,于是有人开始向上举报,这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安徽省委,安徽省委于是专门派人下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专门写了报告上报中央。

在这风口浪尖时刻,邓.小.平的一席话最终挽救了年广久,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此时的年广久,并不知道来自邓公的一席话最终挽救了他,使他得以免于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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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的讲话,拯救了年广久,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是到了1.9.8.9年,许多人还是觉得年广久有问题,当年,安徽芜湖再次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进行立案侦查,1991年,安徽省芜湖市中院最终对重婚的年广久,一审以“流氓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又是在这个时候,邓公再次拯救了年广久。

1992年,南巡的邓公在提到年广久时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后来获救的年广久非常感激,在后来给自己印刷的名片背面,他特地打印上了邓.小.平当初的讲话,以表示对邓公的感激之情。

4

也就是在时代的风潮中,同样劫后重生的褚时健,开始了他缔造烟草帝国“红塔山”的里程。

1979年10月,在被下放农场改造多年归来后,农民出身、当过游击队员、做过科长、下过农场的褚时健,正式出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创立于1959年玉溪卷烟厂,在创立之初曾经有过30多台卷烟机,和30多名当时从上海来的卷烟师傅,在1950年代属于国内领先,但1960年代文革开始后,玉溪卷烟厂内部也开始了剧烈的武斗,这使得卷烟厂几乎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始,坐处云南玉溪的人们还懵懵懂懂,恍然不知中国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

大破的年代亟需大立。

挎过枪、经历过生死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随后他向当时的云南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请示说:

“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

为了避免自己大刀阔斧的改革遭遇阻力,褚时健对当时的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说:

“我是一个外派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听完褚时健的汇报,胡良恕随即一口答应,并将此事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写入文件,随后,拿到“尚方宝剑”的褚时健,也开始了对玉溪卷烟厂的改革历程:他先是从英国购入最新的卷烟机,又延请美国的烟草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还从内部改革上班制提高生产效率。

褚时健的改革,使得玉溪卷烟厂开始一飞冲天,当时,由玉溪卷烟厂出产的红梅、阿诗玛、红塔山成为全国畅销的名烟。到了1987年,玉溪卷烟厂当年上缴利税7.63亿元,1988年上缴利税提高到11.9亿元,1989年,上缴利税数字提高到20.3亿元。

1.9.8.9年后,随着经济的动荡下滑,全国很多名烟价格开始滞销降价,但玉溪卷烟厂的系列产品却热销依然,价格岿然不动。而到了1993年,玉溪卷烟厂仅仅“红塔山”一个单品,当年创造利税就达到了45亿元,另外创汇达1.5亿美金。

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褚时健

历经十几年的改造,褚时健最终将玉溪卷烟厂从一个濒临倒闭的边陲小厂,塑造成了一个辉煌鼎盛的“红塔山”帝国,此后,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褚时健,又将云南红塔集团拓展到了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并相继入股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

而在当时,红塔集团上缴的利税,在巅峰时期甚至占据了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对此,当时一位上级领导在考察红塔集团后说:

“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

对此,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褚时健非常得意,有记者描绘当时褚时健的出行盛况说:

“开在前头的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字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5

1980年代,是属于改革者的时代。

1983年,32岁的王石决定辞去在广东省外经委的工作,随后乘坐火车来到深圳,仅仅用了三个月,王石就通过倒卖玉米饲料赚了30万元,但没想到随后由于经营不慎,王石又亏了70万。

在此情况下,王石孤注一掷,只身飞到东北,在没有钱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就向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预支了2万吨玉米。

通过倒卖这2万吨玉米,王石赚了300万元人民币。依靠这倒卖玉米赚来的300万元,1984年,王石在深圳创办了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由此开始了他一手缔造万科商业帝国的履程。

后来王石回忆说,他当时之所以敢如此冒险,别人又能让他不付钱先提货,一方面是因为他当过兵,在工厂当过工人,文革时还跟别人路数不同进过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读过很多书,心理承受能力和实操能力都很强。

当然,王石不会告诉别人的是,他当时还有一个好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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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

与此不同的是,孤儿出身的广东佛山人李经纬,给人擦皮鞋、当印刷工人,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到了1970年代,由于喜欢玩球,时来运转的李经纬,竟然被佛山三水县体委的人看中,由此进入体制,后来当上了三水县体委副主任。

与别人套路不同的是,李经纬却是“亲下不亲上”:作为县体委副主任,他却在球场外给球员们提鞋,为了让运动员们在革命年代能吃上饱饭,他绞尽脑汁,后来,到处受到排挤的李经纬,被调到濒临倒闭的佛山三水酒厂当副厂长。

那时候,人们经常看到当厂长的李经纬,每天亲自背着米酒,到佛山和广州挨家挨户推销。

也就是在这时候,当时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发了一款新式饮料,据称既可以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普通人也能喝。但当时的各个厂家对这款新发明嗤之以鼻,普遍不屑一顾,没想到李经纬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他将发明饮料的专家教授们请到广东佛山大鱼大肉招待,最终经过3个多月时间、130多次试验,做出了一款橙色的、含碱电解质的饮料。

这,就是日后一度风靡中国的“东方魔水”健力宝。

经过一系列的关系和营销,1984年,健力宝成为了当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指定饮料,随着1984年奥运会上中国队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以及集体爆发,健力宝也借助当年的奥运营销闻名全国。

到1985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650万元,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飞涨到了50亿元,由李经纬一手缔造的健力宝,最终跃居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国饮料行业龙头。

在最紧俏的时候,佛山三水到处都是前来给健力宝拉货的大卡车,当时,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就被炒到了2万元,而当时一个普通人的月工资,也不过才几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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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力宝品牌创始人李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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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革中分的1990年代,也成为了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弄潮儿的分水岭。

1991年,在王石的主持下,万科在深圳正式上市,万科同时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二家上市公司,是中国实行现代化企业治理的最早开拓者之一。

而由于邓公的一席话,得以从牢狱之灾中获释的年广久,则在此后的个人感情变故和家族纠纷中,遗憾地未能将傻子瓜子发扬光大,在日后,他始终坚守着安徽芜湖的故乡,幸运地坚守大本营,也遗憾地因此未能走得更远。

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2018年,81岁的年广久仍在亲自卖瓜子

而一手打造了“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李经纬,则由于市场多元竞争的崛起,以及与佛山三水政府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健力宝品牌的衰落。

1997年,为了实现企业更好发展,李经纬试图将健力宝总部搬迁到广州,这让当时财政、就业和GDP极度依赖健力宝的佛山三水措手不及,当地主管人员亲自找到李经纬,试图挽留健力宝,没想到“不识相”的李经纬直接拒绝。

但李经纬始终未能认识到的一点是,健力宝无论如何,始终是个国企,而李经纬,只是政府派出的职业经理人而已。

由于企业与上级关系的僵硬和内耗,到了1999年,随着娃哈哈、乐百氏的飞速崛起,健力宝却始终停滞不前,到了2002年,佛山三水政府最终决定以作价3.38亿元的价格,将健力宝转卖给浙江国投,并由当时年仅28岁,据称具有“特异功能”、擅长以气功治病的“大师”张海出任健力宝集团总裁。

随后,作为企业创始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李经纬及其团队最终被赶出了健力宝。

就在2002年的健力宝转售签约仪式上,有记者拍到李经纬默默坐在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

签约仪式9天后,李经纬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自此之后,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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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李经纬被记者拍到在健力宝转售仪式上“仰天含泪”

李经纬病倒后,2005年,入主健力宝的张海最终因涉嫌做假账、虚假投资、侵吞健力宝资金等问题被广东佛山警方拘捕,随后,张海被以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判刑10年。

而2011年,李经纬也由于涉嫌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2013年,李经纬最终因肝癌去世,享年74岁。

7

而1995年,68岁的褚时健,也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黑暗时刻。

当年2月,中央纪检委收到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称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通过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并因此获利800多万元。

当时,褚时健从1979年起,将云南玉溪卷烟厂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厂,一手打造成为当时位居亚洲第一的烟草公司,而有人折算过,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卷烟厂效力的18年间,总共为国家创造利税超过991亿元。

但是当时褚时健的月薪,却仅仅只有3000多元,全年薪酬加奖金一起,也不过才4万多元。

对此,后来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很感慨地说:

“作为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竟不如那个时期的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在被监禁调查的过程中,1995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在监狱中自杀,在得知女儿自杀的消息后,褚时健泪流满面,他喃喃自语地说:

“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

而就在褚映群自杀的1995年,红塔集团连续六年位列“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前十强、且是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

1996年12月,褚时健最终在任上,被从边陲小城云南河口带走,1999年,褚时健最终被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

一代中国烟王最终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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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在法庭上

对此,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说:

“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是褚时建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后来我之所以提出‘富庙穷方丈’的辩护观点,是因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我不是为了帮助他开脱罪责,而是希望警醒社会、警醒政府,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些特殊事件应该特殊应对。”

褚时健案件,最终也引发了国家对国企高层薪酬改革的反思,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2000年,云南红塔集团新任总裁年薪,直接从年薪4万元,提到了100万元。

不得不说,褚时健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说:

“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家都成为了牺牲品,褚时健个人的悲剧就在于红塔集团当时属于政府严格管制的企业,应该拿到的收入没有得到。”

后来,褚时健对人回忆说:

“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8

就在很多人认为褚时健将从此沉沦的时候,这个老人却迎难而上。

2002 年,74 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

在拒绝了去烟厂做顾问,考察过卖米线等生意后,褚时健最终决定在云南种橙子,在东拼西凑借了1850多万元后,褚时健最终在云南哀牢山租了2400多亩山地,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很多人在借钱的时候都跟这位倔强的老人说,“不用还了。”但74岁的倔老头褚时健,硬是凭着自己的坚韧、毅力和才华,到2007年基本还清了种橙子的借款。

当时,一位退休工人听说老厂长重新创业,坚持要给褚时健200元,褚时健不肯接受,没想到这位老工人却哭着说:

“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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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外就医后,褚时健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2003年夏天,当时正是褚时健最困窘的时候,万科的创始人王石特地到云南哀牢山看望褚时健,王石亲眼看到,为了节省20元,褚时健一直在跟别人讨价还价。

橙子树从种下到结果,至少要几年时间,当王石问什么时候能挂果时,褚时健自信笃定地说:

“从果苗种下地,生长稳定到挂果,起码要四五年的时间。到挂果时,我就差不多80岁了。”

人生可以战胜一切,唯独不能战胜生命和时间,但褚时健,却选择了向生命和时间宣战。

后来,王石感慨地说:

“我非常受启发。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2009年以后,褚时健种的冰糖橙开始产量大增,到了2012年,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本来生活网的创始人喻华峰,也开始助力褚时健进入电商平台销售,当时,本来生活网给褚时健种的橙子命名为“褚橙”,他们打的口号是: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橙)”。

随着褚橙引爆网络,褚橙的销售也开始打开了全国市场,后来,人们将这位74岁重新创业的老人家种的橙子,称之为:

“励志橙”。

最爱君无意为任何人做广告,但不可否认,最爱君对褚时健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满怀深情敬意。

王石后来感慨地说: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尽管见证过他从巅峰陨落,但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说:

“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2017年,当时坊间传言褚时健“去世”了,在后来出面辟谣时,褚时健说:

“朋友是真诚的,媒体是公道的。这么多人关心老褚,把我的事情当做他们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人生能够做到这一步,我满足了。”

当过游击队员的褚时健说:

“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尽管生命已进入最后时刻,但褚时健仍然坚持尽可能每天、都要上山看看自己的橙子树,然后下午午睡,晚上一定准时看《新闻联播》,就在褚时健去世前半年,2018年10月,经历了婚变和“宝万之争”的王石,特地再次上云南哀牢山看望褚时健。

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王石发了一张他站在哀牢山上一颗菩提树下的照片,王石写道:

“人与植物哀牢山褚橙园:17年前(2002年),74岁的褚时健老先生创建橙园时,这棵菩提树就生长在山头上了,见证着褚橙园的艰辛汗水和成功喜悦……菩提树(桑科榕树属),落叶乔木。菩提一词为古印度语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豁然开朗,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佛祖是在此树下‘成道’,此树便被称为菩提树。”

褚时健去世以后:一部新中国商业简史

就在去世前,有记者问褚时健,死后想在墓碑写什么?

褚时健只回答了五个字:

“褚时健,属牛”。

就在昨天,2019年3月5日下午,这位一生倔强的91岁老人,最终安然离世。

而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

“要保持头脑清楚,要懂得怎么才能受苦、也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他配得上一位男子汉的模样。

参考文献:

迟宇宙:《致敬与悼念:褚橙的意识形态》

棱镜:《褚橙创始人褚时健病逝 一段商业传奇落幕》

云锋金融:《褚时健一生:浩荡沉浮与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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