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石滨纯太郎论文旧译二种——兼说王静如佚文

原标题：高山杉︱石滨纯太郎论文旧译二种——兼说王静如佚文

石滨纯太郎（图一）

去年（2018）是日本著名东方语言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 图一）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也是他去世五十周年。他的家乡大阪的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为此召开了“石滨纯太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2018年10月26日至27日），同时还举办了反映他的学问和人脉的著作和墨迹展（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17日）。同为大阪出身的高田时雄教授刊行了由他选编的石滨遗文集《东洋学续话》 （“映日丛书”第四种，临川书店，2018年10月30日初版），作为石滨代表作之一《东洋学之话》 （创元社，昭和十八年4月30日初版）的续编。石滨纯太郎通晓梵、藏、蒙、满、突厥、于阗等古代东方语言，以及英、俄、德、法等现代西方语言，在西域出土古代东方语言文献的解读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与罗福成（1884-1960）、罗福苌（1896-1921）、聂历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1892-1937；亦作聂斯克或聂利山）、王静如（1903-1990）等人一起并称为中日俄三国西夏学的建立者。

作为大阪汉学塾泊园书院的学生，以及大阪制药商人之子，石滨纯太郎不仅在汉学方面接受过旧式的严格训练，更是在思想上继承了江户时代以来当地町人学者尤其是富永仲基（1715-1746）那种重视自由批判精神的优秀传统。罗福成的儿子罗继祖（1913-2002）回忆自己在1940年代任教京都大学时，看到日本因战线拉长而导致国势岌岌可危，但是狩野直喜（1868-1947）、仓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前辈相知见到他时却从不提及时局一字，“惟石滨先生敢沥肝胆，私忧国力不支，后顾可虞，言次若戚戚不可终日者。使我深讶而苦无言相慰而深其鉴诚。以为所见东邦学人中能忧国是、披肝胆者殆无出先生右者” （《石滨纯太郎先生》，收进王庆祥选编的《罗继祖绝妙小品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555页）。其实石滨这种对待战争的开放态度与大阪的町人一脉相承（石滨曾以“市井贾人”自称），仅以“忧国是”视之反而显得简单了。

2010年12月10日的《南方周末》刊有台湾学者李弘祺先生写的《日本有个泊园书院》，文中提到：“泊园书院到了第五位传人，现代学术已经成了主流，因此他自己虽然仍然治中国旧学，却专治西夏语，可见已经受到现代学风的影响，后来更成为关西大学的教授，替关西大学成立了东洋文学科。他勉力继续维持泊园书院，但是已经时不我与，因此在他去世前，决心将泊园书院关掉，并将书院的藏书（超过两万册）捐给了关西大学。关西大学接受了捐书，也成立了泊园纪念会，并每一年举行讲座，持续不断，直到今年是第五十年。”不知为什么，李先生在文中没有点出这个泊园书院“第五位传人”的名字。其实他就是石滨纯太郎。石滨的姐姐嫁给了泊园书院的第四位传人藤泽黄坡（1876-1948），生下小说家藤泽桓夫。李庆先生在《日本汉学史（修订本）》第二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里把“桓夫”误写成“恒夫” （321页），“恒夫”倒是石滨长子的名字。

石滨一生发表论著甚多，但保存在汉语中的却很少。除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1月）也就是著名的《西夏文专号》中所收《西夏语译大藏经考》《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残本释文》和《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均为与聂历山合撰，第一篇由周一良译汉）之外，据我所知，还有《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刻本断简——伯希和搜集之一》 （与聂斯克共释，《学衡》第四十五期，1925年9月；与日本稍晚刊出的《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残纸》[《典籍之研究》第六期，1927年8月]以及《西夏文专号》所收《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残本释文》内容相同），《静安学社》（滨田麻矢译，收进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382页；原文刊《艺文》杂志第十八卷第八期，1927年8月），致王静如书一通（原文应为汉语，《学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11月，46页；参看我写的《〈王静如文集〉未收的一篇文章》，《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5年6月28日），《西夏学小记》 （刘红军、刘克斌译，收在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297-299页；原文刊《支那学》第一卷第四号，1920年12月），《西夏遗文杂录》 （刘红军、孙伯君译，收在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8页；原文刊于《亚细亚研究》第四号，1926年3月），《番汉合时掌中珠》 （刘红军、孙伯君译，收在《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132-136页；原文刊于《史林》第十五卷第一号，1930年1月），《西夏学之一》 （管彦波、侯丽杰译，收在《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260-263页；原文题“Si-hia-Tangutica I.”，刊于《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二卷第一号，1952年8月），以及《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册 （法藏馆，1959年3月初版）的前言 （广西师范大学李明华指导，张家森撰硕士论文《〈西域文化研究〉翻译实践报告——以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为指导》，2017年5月，68-72页）。高田教授所编《东洋学续话》收进了《静安学社》 （81页），并附聂历山的《访王静安先生》 （81-82页）作为参考。聂文也由滨田麻矢翻译成汉语，收入《追忆王国维》 （363-364页）。文末提到“文责由昙隐负责”，“昙隐”正是石滨纯太郎的字号之一。

图二、图三

除以上十一种之外，我还在钱稻孙（1887-1966）主编的日文月刊《字纸篓》所附汉文小刊《学舌》1931年3月15日第二卷第二期发现过石滨论文《西域出土之西藏本》 （《大谷学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31年1月）的汉译 （参看我写的《〈字纸篓〉中的〈学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6年10月16日）。这篇文章没有署译者名，从那种高度简括的译风来看，应为钱稻孙所译无疑 （图二、图三）。石滨原文，后来收进《东洋学之话》 （159-182页）。以前读石滨的好友石田幹之助（1891-1974；《东洋学之话》就是题赠给他的）回忆著名书商、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的文章《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见里面提到“大阪的石滨大壶先生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上京的话一是去东洋文库拜读，二是到文求大学来听讲，这都是绝对不能少的” （《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11月25日第一版，11页），就觉得这位“大壶”肯定是指大阪佬石滨，只是未再细查。后来自己买到初版的《东洋学之话》（日本汉学家今井清的旧藏），见版权页贴着盖有“大壶”印记的版权票，这才确定的确是石滨本人。

老友周运前些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读民国报纸的缩微胶片时，曾在《华北日报》的《边疆周刊》上面发现王静如佚文多种（从文中出现的“北平研究院”“恩师伯希和教授”等关键词判断，作者就是西夏学家王静如，并非同名之另一人），同时发现的还有王静如的学生贾敬颜（1924-1990）翻译的石滨纯太郎的名作《西夏语研究之话》，题《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华北日报》民国三十六年（1947）10月22日《边疆周刊》第1卷第21期 （图四、图五），10月29日第1卷第22期，以及11月5日第一卷第二十三期。此时的王静如正在中法大学任教授兼文史系导师，而翻译石滨文章的贾敬颜当时正就读于中法文史系。据我所知，贾敬颜在他后来写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篇译作。

图四、图五

《西夏語研究之话》原本是石滨于昭和八年（1933）5月6日在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谈话会上所作的演讲。此后，在同年（1933）10月11日的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同月17日的大阪外国语学校的大阪东洋学会，以及昭和九年（1934）8月初旬高田派真宗本山专修寺的文化讲座上，他也讲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只是做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讲稿最后正式刊布于昭和十年（1935）8月第五卷第三号的《德云》杂志，后收入《东洋学之话》 （183-212页）。石滨在文中谈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购那批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刻本之前，这批东西曾被拿到大连的满铁图书馆求售，只是由于当时负责的人不懂西夏文，再加上书商索价太高而作罢。我曾见拍卖会上有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里面提到“此数日与王静如君考西夏夏工作，盖我所有之材料而彼无之故也” （中国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近现代名人信札写本专场”，2015年5月18日，第2033号拍品，图六），其中我所有而彼无之的材料，当然就是与满铁图书馆失之交臂的这批珍贵的西夏文刻本。

图六

《边疆周刊》创始于1947年6月4日，由世界科学社边疆研究部（通讯处：灯市口椿树胡同二号）主办，每星期三出版一期，登在《华北日报》的第六版上，满三十期为一卷，每卷最后还有一版首期，前后共出三卷。第一卷从1947年6月4日第1期到当年12月24日第30期及12月31日首期，第二卷从1948年1月7日第1期到同年8月11日第30期及8月18日首期，第三卷从1948年8月25日第1期到同年11月24日第14期。第三卷刊布期间，北平解放，《华北日报》被接管（最后一期发行于1949年1月31日），《边疆周刊》也随之匆匆结束。《华北日报》现已全部上网，可以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检索浏览。

周运发现的王静如文章有以下十五种，均为两卷本《王静如文集》未收之佚文：

1947年第一卷：《蒙古与土满三语系之共同性》，6月11日第二期；《蒙古语动词之变化》，6月18日第三期；《今日外蒙之社会经济》，6月25日第四期（外蒙特辑）；《今日外蒙之牧畜与农业》，7月9日第六期；《蒙古语否定词及句法》，同上；《北疆的危机》，7月16日第八期；《归并苏联之唐努乌梁海》，8月13日第十一期；《蒙古文言与口语》（署名“静如”），9月3日第十四期；《蒙古语之支派》，9月10日第十五期；《蒙新北部几个土耳其族之氏族社会》，10月22日第二十一期；《再建议大学添边疆语言为必修科》，11月26日第26期；符翼书译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一）》（La Haute asie）誌语，12月10日第28期；《论边疆研究之重要（与友人书代序）》，12月31日首期。

1948年第二卷：《说西藏问题 回忆热振事件》，7月21日第27期；《论边疆政策》，8月18日首期。

还有署名“王靖之”“靖之”和“景之”的文章，怀疑也是王静如（号净之）所作，由于没有过硬的证据，这里暂不列入。《边疆周刊》上的这些文章，对了解王静如在1947年和1948年的学术活动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王静如的传记史料中，这个阶段基本属于空白。

《边疆周刊》刊登的其他人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柯智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1863-1935，即科兹洛夫）、羽田亨（1882-1955）、松田寿男（1903-1983）、张星烺（1889-1951）、黄文弼（1893-1966）、金麓漴（即金启孮，1918-2004）等撰写或翻译的较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也开列在下边——

1947年第一卷：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一）》，6月4日第一期；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二）》，6月11日第二期；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三）》，6月18日第三期；荣达俊《蒙古人之的九九数》，6月25日第四期（外蒙特辑）；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四）》（连载完毕），7月2日第5期；费励《新疆重要地名释义》，同上；荣达俊《新疆省的地名与自然》，同上；景之《新疆维吾尔语之方言与土耳其语》，同上；段克兴《西藏的新旧纠纷》，7月23日第八期；黄文弼《乌仔别克的来源》，8月6日第十期；黄文弼《塔兰其族之来源》，同上；周维新《维吾尔语动词之变化（时性的变化）》，同上；黄文弼《北庭五城考》，9月10日第十五期；周智《西藏的文艺和美术》，11月5日第二十三期；段克兴、张景苏《西藏达赖班禅世系》，11月12日第二十四期；金麓漴《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11月26日第二十五期；裴文中《甘肃史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法大学讲演）》，安志敏记，12月3日第二十七期；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一）》，符翼书译，12月10日第二十八期；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二）》，符翼书译，12月17日第二十九期；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三）》，符翼书译，12月24日第三十期。

1948年第二卷：金麓漴《北亚萨满教徒所崇信的各种“精灵”》，1月7日第一期；王靖之《北部蒙古族之社会组织（上）》，同上；伯希和《历代西北旅行纪略》，符翼书译，1月14日第二期；王靖之《北部蒙古族之社会组织（下）》，1月21日第三期；茂华《蒙古的喇嘛教（一）》，1月28日第四期；《蒙古人所写的历史》，贾敬颜译述，2月4日第五期；茂华《蒙古的喇嘛教（二）》，同上；伯希和《西北古代之基督教（景教）》，易舒节译，2月18日第六期；柯智洛夫《西夏古城喀喇科多发见记》，贾敬颜译，2月25日第七期；王靖之《外蒙风云四十年（上）》，3月3日第八期；王靖之《外蒙风云四十年（下）》，3月10日第九期；加萨克维琪《蒙古达里冈崖考查记（一）》，金麓漴译，3月17日第十期；加萨克维琪《蒙古达里冈崖考查记（二）》，金麓漴译，3月24日第十一期；加萨克维琪《蒙古达里冈崖考查记（三）》，金麓漴译，3月31日第十二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一）》（译自伯希和《中亚高原史论》），符翼书辑译，4月7日第十三期；萧雷南《大理圣源寺杨黼祠记山花碑文断句并求释义》，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二）》，符翼书辑译，4月14日第十四期；易舍予《古代西北之犹太教及火祆教》，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三）》，符翼书辑译，4月21日第十五期；马景援《外蒙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四）》，符翼书辑译，4月28日第十六期；达尔斯基《外蒙古的新文化（上）》，安嘉洛译，5月5日第十七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五）》，符翼书辑译，同上；达尔斯基《外蒙古的新文化（下）》，安嘉洛译，5月12日第十八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六）》，符翼书辑译，同上；靖之《新疆坎井（喀尔兹）之来源问题》，5月19日第十九期；金麓漴《论北亚萨满教徒之庶物崇拜（上）》，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七）》，符翼书辑译，同上；金麓漴《论北亚萨满教徒之庶物崇拜（下）》，5月26日第二十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八）》，符翼书辑译，同上；羽田亨《兴胡名义考》，刘桂栋译，6月2日第二十一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九）》，符翼书辑译，同上；何仲华《说西夏史籍》，6月9日第二十二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十）》（连载完毕），符翼书辑译，同上；松田寿男《西突厥之由来（一）》，刘桂栋译，6月30日第二十四期；松田寿男《西突厥之由来（二）》，刘桂栋译，7月7日第二十五期；王靖之《新疆现时问题》，7月14日第二十六期；松田寿男《西突厥之由来（三）》，刘桂栋译，同上；班巴埃夫《额尔坤河访古记（上）》，安嘉礼译，7月21日第二十七期；义靖《章嘉呼图克图之世系》，8月4日第二十九期；班巴埃夫《额尔坤河访古记（下）》，安嘉礼译，同上。

1948年第三卷（未完）：《西藏文学甘珠尔故事之一（上）》，雅斋译，8月25日第一期；奥布罗契夫《额济纳河旅行记（上）》，钱仲质译，9月8日第三期；《西藏文学甘珠尔故事之一（下）》，雅斋译，同上；《西藏之名称》，刘桂栋选译，同上；奥布罗契夫《额济纳河旅行记（下）》，钱仲质译，9月15日第四期；柯智洛夫《蒙古诺因乌拉考查记（上）》，安嘉乐译，9月22日第五期；《西藏文学甘珠尔故事之二》，雅斋译，同上；柯智洛夫《蒙古诺因乌拉考查记（下）》，安嘉乐译，9月29日第六期；石田幹之助《天宝十载丁籍所见的敦煌地方西域系住民》，继学译，同上；《喇嘛教圣地拉卜述略楞》，金麓漴译，10月6日第七期；景新《春夏旅行吐鲁番至阿克苏路程纪略》，10月13日第八期；《西藏之历法》，刘桂栋选译，同上；金麓漴《新疆的满族》，同上；景新《由于阗至婼羌之小路旅程》，10月20日第九期；景新《初冬由绥定至迪化旅程略记》，10月27日第十期；马崇义《伊斯兰传入宁夏考》，同上；《冬季横断大戈壁略记（由且末至库车）》，景新译述，11月10日第十二期；《初冬由承化到塔城旅行略记》，景新译述，11月17日第十三期；《初冬由奇台赴承化旅程略记》，景新译述，11月24日第十四期。

贾敬颜译述的《蒙古人所写的历史》，也与石滨纯太郎有关。据贾所述，该文是根据劳佛（Berthold Laufer，1874-1934）《蒙古文献概要》（ 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及其俄译增订本，以及石滨《蒙古艺文杂录》（连载于《东亚研究》）略施增订编译而来。这篇文章自然无法与《字纸篓·学舌》和《华北日报·边疆周刊》完整译刊的两篇石滨文章相比，它们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史文献，湮没已久，后来也没再出现过新译。下面就将两译全部录出，供研究石滨纯太郎以及东方学史和西夏学史者参考。为了方便阅读，凡原文文字有明显错误，或标点有不合现在规范易滋误会之处，均直接改正，不再一一注出。

西域出土之西藏本

石滨纯太郎

《大谷学报》十二之一

近今藏学大盛，佛学家尤无不讲。但观文籍之多，已足为一“藏学书录”（Bibliotheca Tibetica）。

言藏事者，初但有探险家传教士之纪行纪闻；自槎马（Csoma）氏力阐其学，始觉西藏不啻“佛国”。由是佛学家咸注力于《甘殊尔》《丹殊尔》，进及中国、蒙古、Ladakh所见资料。又逢中亚探访之盛，藏学亦被其影响。顾所谓中亚，初不及俄属，第新疆、蒙古、甘、陕西域而已。

西域探访之成绩，石田杜村（幹之助）氏尝括为一表（见《思想》六八号）。其与藏学有关者：英之斯坦因（三次），法之伯希和，德之吐蕃探访队（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四次），俄之柯兹洛夫，阿登堡（Oldenburg）,日本西本愿寺（大谷）队。诸家均未深入藏土，然汉藏自古交通，新疆甘肃尤为文明之交会，故所获转胜入藏。入藏固亦有人，今且不论。

论得品之多，端推英法，令人瞠目；惜犹罕公于世。各国于所得品，虽有编号目录，未易窥见全豹；藏文者尤迟迟。大抵亦英独多，法次之，德又次，俄日少。中日亦有敦煌本流散，未详也。英得西藏本，皆藏印度部（India Office），法则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德则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西域出土藏本，亦如同出之他本：唐为主，下迄元。自来藏本，元最古，今乃见元以上者。大都写本；亦有版刻，第真言陀罗尼类小品耳。资料既富若是，而研究殊缓。余尝一再得通观敦煌本，每叹藏本尤莫能读。今从事于斯者：英有Barnett氏，Thomas氏，Ridding女史；比有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氏；法有伯希和氏，Bacot氏，Hackin氏；德之Francke氏，则已作古。研究之所以迟迟，藏文缀字有brda.nin与brda.gsar之别；古今体异，新旧译殊。曩知者新译，今出皆古体；文所含，复多歧。三四年来，渐见论文，欣喜取读，弥苦太难；兹但略述所知大概而已。

其文有正楷易识者，有行草难读者；大致仍不多殊后世。西域所出唯于阗字最与藏字合，因有人翻撼藏字输从天竺之旧案。劳弗尔讥为病中土耳其斯坦热（《东洋学报》八卷，大谷胜真介绍其说），Vidyabhushana亦未以为然。察其议论所由起：i母有左右相反两写法；缀字则唇音每转颚音，写梵字音而亦然，知不仅古体之异；又向以古体必添da.drag而今体省者，亦未尽然；有气音与无气音，或交互并见；语首轻音者或变语根亦为清音；语首有今之所无，亦有今存而古省者；连文常自左而右，而有单字上下相叠者；字间或不仅一点而二点者。由此诸端，推藏字起源，可更上溯百年。然而劳弗尔诸人辩而斥之；要未可遽据写本轻断也。

藏字之本，所写不必藏文。Thomas见有未知之语二种，疑其一为Nam语（原文见JRAS′26）；Francke亦举一种（原文见SPAW′27）。写梵音者，有真言或陀罗尼。写汉音者，有《金刚经》《阿弥陀经》。其《阿弥陀经》有跋，记同写诸经中，见《八阳经》《观音经》《多心经》《大佛□□》《陀罗尼集》诸名。又有题《大乘中宗见解》者，以别有一汉字本，用藏字旁注汉音，遂得解读；宫本正尊与Thomas联名刊出之（宫本氏有专文见《宗教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介绍）。尚有《千字文》之类，或藏字注音，或汉藏对译。注音者，马斯伯乐与羽田（亨）氏正研究；对译者，伯希和已利用之；财津爱象氏，方据此类材料考求支那音韵史。更有未刊之藏字写突厥文之本在德国，似八世纪物，凡九纸。法国亦有藏字突厥文之佛教论疏，德国又有藏文突厥文对译之本；皆极可宝贵。Francke尝专论书题汉字之旁注藏字，则罗氏所刊《文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唐永隆写本）末尾藏字mun.svan亦即《文选》二字无疑矣。

关乎史地，Hackin刊有《十世纪之梵藏汇典》（ Formulaire sanscrit-tibetain du Xe siècle,1924）一书，前半似名汇，后半可称西藏史要。Thomas亦广览藏本，搜得（1）Ha za（2）Sa-cu（3）Nob（4）Khotan诸名，大为史地之考证；所引有一卷子，存二百五十四行，记藏事：当文昌公主之崩及金成公主出嫁至于逝世，其间七十六年，连载无间断；洵藏史中大典也。卷子在英，而法国有其更前之一段，Bacot方为考读。Thomas又考一卷子，所言乃一入竺支那僧之事。若能考得此僧之名，不亦盛欤！

佛典自占多数，今闻见所及，已十余种；他尚多赞颂陀罗尼类。云有唐代之《甘殊尔》（伯希和文见 BEFEO VIII），则又经典史上一大资料也。

此外杂书甚多，研究似尚有待。闻中有占鸦声、占梦之文，关系民俗学，是非仅语言学所克通之矣。Thomas着手一藏本 Ramayana之研究，此于 Ramayana起源之说，大有可期。木简亦不少，Denison Ross研究之，尚未闻其结果也。

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上）

贾敬颜/译

现在我将要叙述一下西夏文研究之发展。然而我个人还不能到了解的程度，故所谈的，仅仅是以我和我的朋友聂利山（N. Nevskij）君所研究的情形为中心，略加介绍而已。至于比较详细的研究史，可参照聂君的论文（一），今不赘述。兹先从西夏历史说起。

西夏在宋元时，建国于中国西北部和宋辽金元诸国鼎立，俨然建国约二百年左右。最后见亡于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也因再三出兵征讨，终于在战争中途中狩猎之际坠马受伤，遂在西夏亡后而殁（二）。因此遂造成了一个很有趣味的传说（三）。说是当初有人劝成吉思汗说：西夏王妃为一绝世美人，何不夺回纳之后宫。后来战争果然胜利一如其愿虏得王妃，而大汗竟为美人而死。这件事情虽系是一个传说，然而足以表现西夏国民的精神。西夏曾经受过宋、辽、金、元四国的册封，又眼看着辽亡金衰宋疲元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学校文物制度却能确立，又创造文字翻译儒释二教的经典，以及藏文佛典等等文化事业，皆从各方源源而入。甚至还夹杂着当时在塞外比较文明的回纥族的文化成分。其疆域适跨有今之甘肃、陕西、宁夏、绥远四省，和中国内地、蒙古、西藏、新疆为邻，国都中兴府（《元朝秘史》作额哩合牙，《蒙古源流》作亦儿该），适当宁夏中心。

前面说过西夏文化是混杂了各方面的原质而成的，到现在还不能有彻底研究的结果，所能知道的仅是中国和西藏输入的文明成分而已。因为经过了二百多年的独立国，虽然倾覆于蒙元时代，但其文化并不因此而丧尽。居庸关的石刻，莫高窟的碑文，迄今巍然在望。都是以西夏文和其他文字并记的，同时他们也刊行了所谓河西字（即西夏字）的大藏经（四）。喧扬于世的敦煌石室遗书中并没有西夏文的发现，于是有人说西夏兵革之际，其势力远达此地，遂将石室封闭。记得并不清楚好像遗书中确有过类似的西夏字是的，或是如前所说的那样情形也未可知。但是伯希和（P. Pelliot）先生在敦煌搜查的结果，竟在其他的洞窟中发现了西夏文的经卷。又千佛洞壁画上的题识也有用西夏文的（五）。所以说最低敦煌一地当为西夏文字流布的地方。德国新疆探险队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得到了一点（六）。如此说来其流传更远了。由上所说的例子看来，西夏文化年代的久远以及在地理上的广被可想而知了。这些遗物除了少数带汉文的以外其余的都无法解释，而西夏的历史除见于中国正史或其他杂书中的零简记载外，其他则一无所知。西夏所遗留的碑文、古钱，从前皆说是蕃文蕃字，并不加注意。自从东西各国学者在中亚探险之后，遂将大批的西夏文材料运往各地，里面还发见了一个字典，于是“西夏学”也因而兴起。

所谓中亚探险即是在东部土耳其斯坦（我国新疆省）作考古事业。这是世人皆知的没有申述的必要，只略述关于西夏遗物发现的经过。获得西夏遗物最丰富的是俄国，俄国科兹洛夫（P. K. Kozlov）大佐数度率领探险队到中国西北部，其在蒙古四川探险之际（七）（1907-9）曾访古至黑城（Kara-Khoto）。此地没有经过他国探险队发掘过，发掘时获得一类似寺院式的书库遗迹，里面充满了西夏文的写本和刊本。原来科氏是以地理学、动植物学的研究为主题的探险家，这时遂特别注意到考古学的研究，而科氏的探险队亦以“西夏学”为特色，其所得之西夏文献实在可说是丰富极了。作者近读东大盐谷博士（温）的欧洲旅行谈（八），知道羽田博士（亨）、石原学士等正在研究西夏语言中的史料，很有成就。我不知石原学士是谁，据说是很有成绩。虽然我们所知道的甚尠，而并不抱悲观。今捨此不论。以后科兹洛夫又在所谓蒙古西藏探险（1923-6）之际重来黑城，似乎所获甚微。英国斯坦因（A.Stein）博士也于第三次探险中（1923-6）驾临此地特作精密的调查（九）。收拾俄人所获之余，数量虽不能和俄国相比也相当可观了。又美国哈佛大学也远行到黑城，据华纳（L.Warner）说因余剩亦被人取尽（一〇），殆无所收获。又两三年前（西历一九三〇年左右）以西藏和蒙古为题为世人熟知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及黄文弼等组织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也尝一至黑城（一一）。当时的号召是在作人类发源地之探寻，但收获情形不明。德国的探险队在黑城得着几个样本（一二）。法国伯希和在敦煌多少有所发现（一三）。又日本大谷伯（光瑞）的西本愿寺考古队也有一部分（一四）。除以上所说各国所搜集的西夏文以外在中国内地也陆续地出现。多流归到收藏家的手里，更有经板的发现（一五）。日本除去大谷氏所搜集的一写本外则一无所有，四五年前（一九二九）有人持西夏文经典百余册向大连满铁图书馆求售，索价二万元，因为图书馆的人不认识又以价值过高而作罢议。其后这些经典就被宝藏在北平图书馆里，曾经开过展览会并且出刊论文集。我很后悔没有写一篇稿子送去来表示贺意（十六），前年（一九三一）我在龙谷大学服务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册西夏文佛经，好像是秃氏先生曾读过一遍，说道石滨君说这个有价值，可是我没有看就被拿回去了。不久听说羽田先生买了十几册，我很高兴地“翘首以待之”，立刻便在北白川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看见在玻璃柜中陈列着。该所印的记念明信片所印的并不完全，我向羽田先生请求借来研究，先生说应从番汉合璧语汇入手，一向我有一种坏弊病是想很快的去着手所以还须要去打扰羽田先生。这些佛典是唐的《八十华严》合并为十一卷。于是在百忙中专心努力去研究（六）。

以上是说西夏文史料之发现和所在地。现在再说研究的情形（十七）。最早之研究，应以法人曾在北京购得《法华经》数卷为其嚆矢。固然在前纵已知有石刻和钱币的研究，但尚在争论其文字是否是西夏文的问题，绝谈不到语言文字的研究。法人毛利瑟（G.Morisse）对《法华经》稍稍作了点语言学的功夫，谓与西藏文类似，说是研究的初步也无不可吧！但这只是件极小的事。一九〇八年伊凤阁（A. T. Ivanov）教授从科兹洛夫所得的西夏文搜集中发现了惊世的夏汉对译对音字典的《掌中珠》（一八），这一薄册子是蕃汉对译的蕃字注以汉字，汉音注以蕃音，实在是一个不可缺的工具书。教授并附以罗马字音和译文，以蒙古西藏等语言比较其文法，于是西夏语学的研究始踏入正途。美国劳佛（B. Laufer）博士立即根据伊凤阁的立说又与印度中国语系、西藏缅甸语系作比较的研究，写了一篇论文说西夏文与猡猡、麽些文字最相近，若连结起来可成为一个系统，遂提议定名为西猡麽语系。这个学说于大体上可说是正确的，但其立说皆以伊氏音译为基础，须要详细订正的地方实在极多，聂利山君业已介绍过可资参考。这时罗氏兄弟君美（福成）、君楚（福苌）二君从其父叔言先生滞留日本京都。他们以《掌中珠》的影片，毛利瑟氏的《法华经考》，以及羽田先生所藏的《法华经》第七卷影片作参考来研究居庸关刻石，凉州感应塔碑文等等，作了些简单的笔记文法（一九）。想是受了羽田先生的指导。罗氏弟兄大部是利用汉字的知识来研究，解释字形较优于语言，无论如何这些劳作也是后者研究的根基。同时欧洲汉学家本汉底（A.Bernhardi）夫人和查哈（Erwin von Zach）博士也曾试用汉字作了若干的解释，及至罗氏之书刊出后则都归无用了。

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中）

贾敬颜/译

中亚探险所发见的遗文我始终是注意的，所以最初对西夏语也很关心，但以没有特别的材料，故不能作高深的研究。友人聂利山君屡屡以此相勉，说俄国搜集的西夏文其庞大世无伦比，而在研究上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请君务必着手研究，于是我才以所藏的文献暂作一种尝试。恰好这时候神田鬯盦先生（喜一郎）由中国归来以罗氏新刊的《八十华严经》的样本二三页相赠，我更向羽田先生索取《法华经》的影片，先生意在研究别的，无暇及此，慨然将全部影片的翻版送给我，因材料之增加遂使研究上得到前进。后聂君游北京会见伊凤阁教授，将他所有的材料写回来，我又得到伯希和所收集的照片，故能专心这门学问，每周都有研究成绩报告。聂君由北京带来的文书中有西夏韵书与附有藏音的残片，他遂专心于西夏音韵之研究著有《西夏文字抄览》一卷问世。这种研究实在是他的一大功劳呀！若说西夏文附以藏字发音似乎很容易。但是第一是对音时藏字为草书体的细字实在不易颁读。虽然有傅兰克（H. Francke，不是汉学家福兰阁，注意）、巴克（Bacot）等的字典（二〇），而不懂得发音，若乳读则就错误了。至于他的证据可观劳佛博士在《中亚奥部》（Innermost Asia）的译音便可明白了。聂君这西藏学专家都无法研究其译音的错误，只仅仅随意作些札记而已。当初我们知道英国得有夏藏对音文书的残片，于是便向劳佛先生索要照片迄今没有回信，而观其成绩真是击掌称快。又研究西夏文的汉字发音虽很困难，以北京译音则不能有什么成果，遂须要去参考那时及附近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汉文佛经上的译音（二一）。研究的结果知道日本的汉吴音反较北京音便于参考，故传至日本的汉字音也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对于附有音的文字也应当加以注意。其时服务于列宁格勒大学聂利山的几位朋友访大阪，和聂君谈到西夏文研究的情况并托他们代由俄国寄些材料，结果罗得克勒夫由研究院撮得照片寄来，并且允许我们两人研究发表。

我们立即审查材料的内容，其概要业于静安学社的例会上发表过。并且研究预报亦已付印，不幸书店发生事故迄今没有出版。由这种调查知道佛经不是译自汉文而是由藏文重译的，从来由汉文直译的经典很少。于是我们的研究突然地生了一层清新的气象，使精神振作起来，聂君更买到些藏文经典，烦樱部文镜先生誊写翻译，托武内教授（义雄）要东北帝大《甘珠尔》的影片，又向榊博士（亮三郎）借到京都帝大晒蓝本。结果第一步把《八千颂般若》在中国发表了（二二）。未复着手最麻烦的是《五部经》，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须要参照梵文、藏文以及从藏文译成蒙文的新旧两种译本，再加上汉文。好容易才把《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的四分之一译成日文，但其余就完全不懂了。再者那个时候并增补西夏对音字汇，聂君将稿子留在我处就回国去了。他在归国前这两年的努力真令人钦佩，除去西夏文的研究外还作其他的工作特别劳碌，曾经有一天他的太太来告诉我说当他研究西夏语文时就好像疯狂似的，简直没有办法，我听了这些话也闭口无言了。校对他的稿子将它出版那就是我的责任，而到现在还没有作成心里实在惭愧。聂君后来仍继续研究，并且时时发表研究报告和我们共同努力这门学问。

以上只是说我们研究的情形，后来查哈博士因潜心研究别的学问因便告诉我说愿把从俄国得来的材料借给我。拿来《孔雀经》一页以求我的意见，今已交给广濑君了。俄国除了聂利山以外有得拉古诺夫（Dragunov）氏写过一二篇论文但我不曾见到。又罗君楚殁后君美先生还是孜孜不倦的试作种种的考释。前面所说的西夏文经典到北平（图书馆）后，周叔迦等也考释过一点，而中国中央研究院王静如先生遂应运而起。在文献缺乏的这种学问中，居然能够很快的编辑了庞大的《西夏文专号》（《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和《西夏研究》三辑（第一、二、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等），一跃而成了西夏学之首位，给像我这样懒惰的人一个很大的刺激。

现在再说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籍（二四），大部分是佛教经典。无论如何也是以大藏经的翻译为主，佛经也有译自汉文本的或藏文本的。现在已然知道由藏文译成的除《五护经》以外尚有《八千颂般若》及《般若偈》等，而在定州佛像腹中所出的佛经残卷由译文的体例看来也许是属于藏本系统（二五），又聂利山君告诉我这些不是由汉文来的大概是由藏本所译成的或许更有译自其他外国语的。但迄今无所发见那就不得而知了。其次在佛经之外还有《论语》《孟子》,两书都有注，注以外还有类似训诂式的解释，不知出于谁手，《论语注》好像是斡道冲的。更有《六韬》《孙子》《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等等。《贞观政要》显然是古本，《类林》不知是谁撰著的，《十二国》记载春秋时代的事情，稍微类似《宋史•艺文志》所载的名目，想像是那些个的译本。又发现有字书或韵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字集》都是用折摺式分类体的。《文海》和《文海类编》，则一一分解字的组织附有反切颇类《说文》。《同韵》和《文海宝韵》是讲发音的书颇类《广韵》。其他尚有少数的律令诗文集等杂书。不仅文籍就是钱、牌子、官印亦陆续地出现。

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下）

贾敬颜/译

京都帝大东洋史研究室也买到二三个官印，牌子之珍奇者森本六尔君在巴黎居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得伯希和先生的许可拿来的照片是怪兽环形，在里面有驯鹿的刻画（二六），斯基泰（Scythia）式的物件上书西夏文，而文字又不易解释，实在有点奇怪。

传说西夏的文字是李元昊创作的，我想或始于李德明。书体和汉字相同有篆书、楷书、草书，也有印玺文但以弯弯曲曲更不易了解。字形的组织好像是模仿汉字，但是非常复杂。根据《文海类编》所说（二七）用汉字方法分类研究其偏旁复杂得非常奇怪。据其分从、全、头、偏、旁、减、幹、凡、脚九个原则的组织如不能解释，则无法解释了。大体上将所有的字省略都合乎这九个原则。《文海杂类》已有分析，除了由此着手外再没有别的好方法了。许多的文字如“佛教真言”所用的和固有的名词好像是另外作成的。

西夏文字的发音和语言的音韵我并没有着手过，一者是因聂利山君最初已经研究，二是我手中没有一本关于音韵一类的书籍，三是材料不足，与其费力妄作就不如等待着聂君研究的成绩了。由于他研究《同音》字书，根据发声可以区别为九类音，即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风音。所谓风音我们不大熟悉，就是含有l、r、ž那种音，尾音和母音还不能够十分明白。至于声调因为有五声韵表恐怕就是平、上、去、入四声，而平声为两部。但是实际上好像是没有入声，说也奇怪因为文法过于简单，倒可以明白。罗君楚先生说与汉文不同极近似日本文法，这不过是理想中的话，当然不能算作学术的论断。与其说和日本文法相近还不如说和西藏文法相似比较妥当。音韵既然稍微明白后，便必需用比较语言学来考定它的文法。至于这点应当从西藏语译来的佛经作精密的研究，同时又需要参照劳佛先生所建议的西玀麽语系那篇论文来研究。

到现在研究的状态还不能算是完全，能够知道的字仅二三千，能够发音的有六七百字，目下聂君在研究音韵。我也尽力量来参照佛典的对译，因为中央亚细亚新发现的许多语言皆以表音为主，所以研究的很进步。若拿来比较一下，西夏语文字的意义虽然明白而发音却非常困难，所以靠语言学的研究也迟迟不进。据劳佛说它是属于西玀麽语系，这西玀麽语又是非常难懂，故而更不易解决了。再者出版的困难也是进行上一大障碍，幸有羽田先生和石田君的协助才能顺利地去进行。实在可诚恳的告诉王静如先生，请他不必顾虑可将稿子寄来，在日本也欲继续作下去，誊写困难是很麻烦，幸有广濑君也参加研究这门学问正在努力进行中，我希望诸位先生们能给以督促或援助。

羽田先生曾叫我去试作《八十华严经》，我实际虽然也很努力，但以俗务缠身，才作了两三日便害起眼病，所以也没有脱稿。后来又有种种杂事的期望，都是阻碍的原因。无论如何我希望抑制那些欲望，赶快努力的作下去。作完之后预定要整个聂利山君的稿子将发音字典出版。最后我可以说西夏学萌芽于罗氏兄弟侨居京都时，再兴于聂君在大阪，都蒙羽田先生的指教，可以说日本是此学的发祥地。最后还希望在诸位先生援助之下而不致成为一种绝嗣的学问。

（右为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石滨纯太郎教授在京都帝大语言学座谈会上讲演辞，曾载于《德云》杂志[一九三五年八月]。译文经吾师王静如教授指正甚多[尤以名词及日文音译专名为甚]，谨此致谢。）

附注

（一）N.Nevskij: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tangoutes Si-Hia.[en Russe.]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Vll, série,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31, No.1. 中文译名聂斯克《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民国二十一年出版，较原文易读然缺注出处。补遗：又可参考A.Nevsky: A New Work on Tangootology.[in Russian.]Bibliography of the Orient,Nos.2-4（1933）。

（二）据《元朝秘史》。可参照那珂（通世）博士著《成吉思汗实录》。

（三）见《蒙古源流》。

（四）这件事聂利山君与著者所作《西藏语译大藏经考》，载《龙谷大学论丛》第二八七号，汉译载于《西夏文专号》中。尚有王静如先生《西夏研究》第一辑《河西字藏经雕版考》。

补遗：参照东京版《东方学报》常盤大定博士的论文，《支那佛教史学》第六卷第一号小川贯弌君的论文。

（五）拙稿《敦煌石室遗书》写有一点，又见《西夏文字抄览》序。

（六）详见拙稿《西夏遗文杂录》。

（七）拙稿《西夏遗文杂录》有一点记载，比较详尽的论文有查哈博士的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西夏文专号》所载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俄国所藏的西夏文殆得于此时。

（八）见《斯文》，后有单行本题名《王道以东》，内容相同。

（九）见《西夏文专号》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

（十）见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

（十一）参照《龙谷史坛》第九号载拙稿《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文籍》。

（十二）见注六。

（十三）见注五。

（十四）见《西域考古图谱》。

（十五）《西夏文专号》载罗福成《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

（十六）请参看《西夏文专号》。

（十七）以下参见聂利山《西夏语研究小史》。此文将注省去。

（十八）详见《番汉合时掌中珠》。罗振玉早年得其照片九枚，后将大部分抄写，但不足。所缺五页我曾发表于《史林》上，王静如转录成《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

（十九）此时经罗福成之手将《西夏国书略说》增订出版。

（二十）傅兰克的论文见 Epigraphia Indica，巴克的论文见于 Journal asiatique。

（二十一）参照《大谷学报》第十二卷一号拙稿《西域出土之西藏本》。

（二十二）《西夏文专号》。

（二三）第二三两辑为《金光明经》的对照研究，因著者过于急促，更以印刷的困难，附注多有错误，应当注意。

（二四）以下参照《西夏文专号》所载诸家目录。

（二五）见《西夏文专号》王静如译文。

（二六）《考古学杂志》某期有一照片，拓片又见于《衡斋金石识小录》。

（二七）载于《西夏文专号》，但为样本，我想顺序不是那样，也有错误。样本的相片附见聂君的论文，文载《狩野先生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九原则的译文是由罗福成所译成。

（二八）以后我所见的日本材料很少，后看见秋贞实造先生所存的马具上的刻字很奇怪，出口常顺所藏的一小断片，黑田源次博士所藏的《高僧传》首末四行的木板，这些东西都附记于此。

补遗：我曾见守屋孝藏《华严经》的写本一卷，而《华严经》第四十一卷的刻本时有出现，我想许是影刻本。

（二十九）载于《西夏文专号》，聂利山《西夏国书残经释文》。

（附记：在文献的检索、下载和拍摄的过程中曾得到张治、宋希於、王东辉、肖彤等友人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