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上）

原标题：“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上）

李甜

第642期

摘要：现有徽学研究大多关注徽州社会或徽州人本身，至于徽州与毗邻区域的互动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本文从宏观层面梳理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分析汉代至芜湖开埠以前的皖南区域中心之转换过程。文章认为：一方面，从唐代的“宣歙”到明清的“徽宁”，两地排序的微妙变化折射出地方实力之转换，以及皖南区域中心的嬗变历程；另一方面，自唐代以降，宣歙（徽宁）地区与江南等周遭地域相比，由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相似性，被视为一个文化整体，黄山也逐渐演化为两地共同的地域象征。

关键词：区域格局；地域象征；人文变迁；地域关系；皖南

己丑年秋，笔者在屯溪老街书摊觅得一封清代书信，是徽州人“季福”为儿子“清越”教育之事写给亲家的。其中的一段话颇有意味，试节录于下：

□江南一隅而论，大江以北之应、凤则野，大江以南之苏、松则浇，求其文质相□华,实为副者，惟徽、宁为诹善之区。然宁郡人文少逊，何若徽之美且□哉！我家徽人也，生文献之邦，出诗书之胄，故门庭冠甫，元气荡然。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地域自豪感。信末落款为乙卯年腊月二十四日，或可推测该信撰于徽商实力鼎盛的清代中期（1735年或1795年？）。这番独白表达出“季福”对江南省人文之区域差异的看法，他将这一大片地域划为三个层次：以应天府（即江宁府的前身）、凤阳等府为代表的北部区域，人文粗野，似乎不堪一提；江南的苏州、松江等府温文风雅，惟过于浮华浇漓，可谓美中不足；只有皖南的徽州、宁国二府，方是人间佳处。不过，徽宁二府又有高下之分，宁国府的人文稍逊于徽州，江南人文之盛首推有“东南邹鲁”之誉的徽州。这段话透露出两层意思：一是表达徽州人视“徽宁”为一体的地域观念，将其视为与“应凤”“苏松”相对等的地域实体；二是提纲挈领指出徽宁二府之间的地域关系，展现出一种徽州府领先于宁国府的地域优越感。

“季福”也许只是普通的徽州文士或商人，但他的观念可能代表当时徽州人的普遍心态，其背后所涉及的地域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值得进一步追寻。目前学界对徽学的研究范畴已有较深刻的思考，有些学者开始提倡“走出一府六县”和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希望在关注徽州本土社会的同时，还能追踪旅外徽州人的活动，以及旅外徽州人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借用胡适先生关于小绩溪与大绩溪的比喻，徽学研究需要以“小徽州”为基础，并兼顾徽州以外的“大徽州”。不过，由于行政区划之束缚和文献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大多关注徽州社会或徽州人本身，至于徽州与毗邻区域的互动，徽商与毗邻商帮、徽州人与周遭人群的关系，仍有诸多议题有待于深入发掘。

管见所及，主要有以下的成果：叶显恩、唐力行分别将徽州与珠三角、江南做过比较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于2007年召开徽州与江南比较研究的学术会议 ；关涉到徽州与毗邻地域的研究也有一些，祝碧衡分析浙东金衢严的徽州人群，讨论的重点是徽商及其后裔；戴玉、董家魁、沈树永分别考察了宁国商人、徽宁会馆、徽宁同乡会，大体将宁国商人视为徽商的附属商帮。笔者曾撰文梳理“徽宁商帮”的历史概念，侧重分析宁国商人的参与度，认为宁国商人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并非单纯依附于徽商。关于徽州府与宁国府的地域关系，旌德县隐龙方氏宗族加入徽州真应庙会谱的动机，某种程度上折射旌德人的“向徽”心理。此外，笔者还解读了刘文燿《徽州游行纪》，分析了民国初年皖南的区域差异与人文分化。

一般而言，与徽州接壤的宁国、池州、严州、衢州、饶州等毗邻府州，在明清时期受到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影响，大体形成了徽州外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过渡区域，可以视为另一种层面的“大徽州”。由此，徽州本土与毗邻区域在各方面的互动关系，也有必要纳入徽学的研究范畴。结合这一层面的“大徽州”来品评“季福”的话，有利于跳出行政区划的藩篱和研究对象之束缚，进而拓展徽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梳理传统时期徽州府与宁国府的地域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的出台，皖江沿岸的芜湖正式开埠，发展为新的皖南区域中心。笔者所关注的是徽州、宁国二府的地域关系，即自汉代迄于芜湖开埠的皖南区域中心之转换过程。

一、从“宣歙”到“徽宁”：皖南区域中心的嬗变

1．“一府六县”的行政格局

徽州、宁国二府的行政格局具有相似性。先看徽州，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吴政权从丹阳郡中析出新都郡，是为徽州之雏形。晋太康元年（280）灭吴，改为新安郡，此后历经分合，至隋开皇九年（589）罢。开皇十一年（591）置歙州，至唐大历五年（770），领黟、歙、祁门、休宁、婺源、绩溪六县，初步形成“一府六县”格局。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称徽州府，至民国元年废府。徽州府一共存在了791年（1121-1912），其“一府六县”的格局长达1142年（770-1912）。

图 1 清代宁国府的政区

资料来源：本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安徽部分改制而成。

宁国府的前身是宣州，其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丹阳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改鄣郡为丹阳郡，治宛陵，皖南最早的区域行政中心开始形成。三国时，东吴政权迁丹阳郡治于建业。晋武帝太康三年（282），丹阳郡分置宣城郡，治宛陵。东晋、南朝的侨置郡县之举，一度造成版图的混乱。至隋开皇九年（589）省并郡县，改置宣州。隋唐之际，宣州、宣城郡之名称交替使用，至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宋史》载，乾道二年（1166）“以孝宗潜邸”，升宣州为宁国府。此后除部分时段改称宁国路、宣城府外，宁国府这一名称延续至民国元年。自宋迄清的750年间（1162-1912），该府领有宣城（附廓县）、泾县、南陵、宁国、旌德、太平等六县，行政区划长期保持稳定。实际上，宁国府“一府六县”的格局早在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即已形成，作为独立完整的府级行政单元存在了933年（979-1912）。

2．从“宣歙”到“徽宁”

结合上述政区沿革的史料可知，隋唐时期大致冠以“宣州”“歙州”，统称为“宣歙”；自宋代起分别以“宁国”“徽州”取而代之，统称为“徽宁”。

“宣歙”之名始于唐代。唐前期，宣州、歙州分隶江南西道、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置浙西观察处置使，兼领宣、歙、饶三州。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拆分江南东、西道为浙东、浙西、宣歙三道，宣歙道统领宣、歙、饶三州，治宣州。后饶州改属，宣歙道统领宣、歙及由宣州析置的池州等三州。大致包括今皖南的区域被统合为一个观察使辖区，以“宣歙”冠名的行政实体正式形成。

徽州地方（新都郡）虽自宣州地方（丹阳郡）析出，但两地的相似性至少在隋代还没有得到认可，其异质性甚至被夸大。据《隋书》载，宣城被认为是江南的组成部分，“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骈]凑”，算是对宣城经济实力的肯定；歙州却与江西归为一区，“其俗又颇同豫章”，可能与其位置僻远、经济落后有关。由于宣歙地理相连，有唇齿相依之势，在唐代整合为一体化的军事区。军事地位的上升，使得宣歙在行政上再次发生关联，进而被视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两地的区域性质逐渐合流。唐代设立观察使以整合宣州与歙州，一方面考虑两地在军事上互为屏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认识到两地的特殊位置，与江南、江淮、江西犬牙交错，是控制太湖平原的战略要地。五代时南唐建都金陵，宣州的军事地位进一步凸显。北宋方腊起义和南宋都城迁杭，无疑在加重宣州（宁国府）军事筹码的同时，也提升歙州（徽州府）的地缘价值。

关于宣歙的人文特征，有不少记载和分析。张伟然认为这片区域在唐人意念中作为江南的边缘地区，是与两浙地区相对称的区域实体，不过他仍然将“宣歙”纳入“江南”的范畴。宋代人对宣歙与江南的认知有所变化，文谠在注韩愈《送杨仪之支使归湖南序》时称：“宣州距江南不远。” 在《太平寰宇记》中，宣州被视作与江南地区相似的地方，“大抵人性风俗与两浙相类”，歙州的风俗则“同宣州”。可见时人对宣歙与江南之差异的认知虽然模糊，但已有所区分。

而在宋、元乡土文人的眼中，两地风土文化的相似性得到强调。宣城词人梅尧臣认为：“新安固与吾乡邻，山水清绝殊可拟。” 他赞赏家乡的风物，还写下“吾乡虽处远，佳味颇相宜。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之句。该诗引起元代徽州人方回的共鸣，在其著作中收录梅尧臣的诗，并写下批语：“此鳖狸一联，宣州风土，歙州亦然。髙庙尝问歙味，汪龙溪彦章举此句以对，今人能传诵之，而不知其为圣俞诗也。” 直到现在，“火腿炖甲鱼”（以马蹄鳖为原料）、“红烧果子狸”依然是徽州名菜。梅尧臣又有描写山区生产生活场景的诗歌：“斫漆髙崖畔，千筒不一盈。野粮收橡子，山屋照松明。只见树堪种，曾无田可耕。”方回对此评论道：“此宣州山中民俗，唯歙亦然。” 可以这样推测，在明代大规模山区开发到来前，宣歙的接壤区域由于地理环境之限制，经济较为落后，使人们对于两地地理、文化界线的认知较粗浅，由此产生一些模糊的看法。

唐代以降，时人的印象虽然不太清晰，但以宣歙观察使的设置为基准，可知宣州已与江南有所差异，连带使得宣歙逐渐被视作一个有别于江南的地域整体。于是，宣歙在完成一体化过程的同时，既确立宣州的领导地位，又与江南发生了人文分化。此后这一现象继续得到强化，只是自明代起，其名称发生了变化，出现新一轮地域关系的调整。

“徽宁”之名源于明代，与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的倭乱等社会紧张局势相关。嘉靖三十四年（1555）设兵备道，辖安徽宁池太广六属，治广德，旋罢。隆庆六年（1572）复设，改为兵备徽宁道，先后驻旌德、池州。万历四十二年（1614）分设徽安道、宁太道。崇祯四年（1631）改徽安道为徽宁道，辖徽州、宁国、广德二府一州。明清鼎革后，这一军事设置得到延续。顺治二年设分巡徽宁道，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裁，改属江安十府储粮道。雍正十一年（1734），改属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五年（1855），为应对太平天国战乱，将安徽宁池太广道改名徽宁池太广道，其间曾划到浙江巡抚辖下。咸同战后复属徽宁池太广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属皖南道。

从唐代的“宣歙”演化到明清的“徽宁”，两地名称的排序转换，折射出皖南区域行政中心的嬗变。唐宋及其以前，宣州的经济富庶，土地、人口、物产均高于徽州，一直承载作为皖南地区行政中心的职能。在经济上，宣歙作为唐代江南八道之一，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财赋重地，其经济之富庶可以想见。《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表明，宣州的物产比歙州丰富。宣为上州，歙为下州，宣城经济强于歙州，如元稹所言：“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 据《元和国计簿》载：“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 在文化上，自东晋谢朓《谢宣城集》问世以降，唐代李白、韩愈、杜牧等大诗人先后游历于此，大大提升宣城在人们心中的文化品位，敬亭山作为“江南诗山”的文化效应得以彰显。自元、明以降，随着徽商的兴起，徽州经济、文教诸方面实力的攀升，区域格局为之一变，徽州府开始取代宁国府，发展为本区域的领头军。从“宣歙”到“徽宁”的词语转换，反映出两地实力之升降。

就两地的区域影响力而言，存在着渐进式的此消彼长。历代私家撰述和国家统志对徽宁二府的排序，或可从侧面反映两地实力之变迁过程。《太平寰宇记》显示，宋代同属江南西道的宣州被排在歙州之前，不过前者的记载没有后者详尽。至《大明一统志》，宁国府仍然被置于徽州府之前，其相关记载只有16叶，略少于徽州府的21叶。这一局面《康熙大清一统志》被彻底扭转，该志不仅将徽州府排在宁国府之前，而且其内容丰富性大增，卷数三倍于宁国府。至《乾隆大清一统志》，虽然两府所占卷数得到均衡，但徽州府排在宁国府之前已成定局。一般而言，明清徽州人偏爱使用“徽宁”，宁国府人偏爱于“宣歙”。清代泾县学者朱珔即是典型，其著作仍坚持使用“宣歙”一词。当然，历代文人皆有好古的习惯，不少人将“宣歙”与“徽宁”视为意义对等的概念，如下文将要述及的徽州人黄宾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明代以降徽州的崛起，“徽宁”一词逐渐取代“宣歙”，成为更明确的习惯性表达。

入清以后，徽州府相较于宁国府的地域优势充分显现，而咸同战乱对二府冲击力度的差异，进一步强化时人的认知。江苏丹徒举人陈克劬在光绪二年（1876）受龚自宏侍郎之邀，协助视学安徽，对兵燹后的徽宁二府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他看来，“宁国旧称文物之邦，自兵燹后，考童几不满额数，试卷可观者亦甚寥寥”，该府曾位居皖省科考的前列，实力仅次于徽州府和安庆府，但兵燹后的落败与昔日的辉煌形成巨大反差，让他“殊为扫兴”。途径宁国府经济、人文最盛的泾县时，发现当地“屡经兵燹，人民多未复业，居室甚属寥寥”，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但陈克劬一入徽州境内，即发现迥异于前者的气象：“虽兵燹之余，而人民繁庶，试院亦爽垲，视宁国气象殊矣……徽歙同城，而府城包县城之类，试院又在府城之内，肩舆越两城始达，一路颇觇繁富气象。”与破败不堪的宁国府相比，不啻有着天壤之别。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徽州西南属鄱阳湖流域的祁门、婺源二县，更让来自科举强省江苏的陈克劬刮目相看：“徽郡文风以祁门、婺源为胜，而婺源尤有根柢，其佳处为吾省所不及，山川灵秀所钟于兹，信矣。” 陈克劬的感受符合当时安徽学政祁世长的统计，据称徽州府“惟婺源一县文童五千余人，其余亦祗数百人、百余人不等”，婺源又明显好于其他县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宁国府应试文童只区区千余人，其中泾县一县即有五百余人，更可见其他县份文化之凋零。

纵观行政沿革的历史，宁国府虽然继承皖南最早的区域中心之基础，但其政区疆域不断为周遭区域蚕食而萎缩，一直没有完成经济的一体化，导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整合没有成功。太平天国战后，宁国府土著遭受重创，迁入的移民占据优势，地方基层社会重新洗牌，区域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以降，原宁国府属地的行政区划调整极为频繁，至1980年以宣城为中心重新设立地级单位，但面临着下属县市被周边地域实体吸引的窘境。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