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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质低也是国情

  

  不知为什么,我们谈国情的时候,从来不包括人口素质。其实这是不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国家建设得好还是坏,管理得好还是坏,人口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人口素质高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差,可以搞得很好;人口素质差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好,也可以弄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出于对他国的尊重,这里不便指名道姓。
  
  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除了忽略最重要的因素之外,还喜欢自夸,目的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但自夸是欺人之谈,也是自欺之谈,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虚夸虚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理解,那就是一个人病入膏肓,为了振作他的精神,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慰问的人会不顾事实地说,你没事,安心养吧。《红楼梦》里的凤姐就是这样安慰秦可卿的。现在我们应该具备实事求是、勇敢面对现实的客观条件和自信力了。
  
  多年来,我们总是说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最近,终于有专家呼吁,教材中不应当自夸地大物博,因为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自夸不利于节约资源。我们一直把人口众多当作一个优势。但温家宝总理不久前的谈话暗示了人口过多是一个不利因素。他用13亿做分母,来检视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民生产总值,这就很客观。我们的认识正在实践中深化。毛主席当年说,"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后来的经验证明,这个经验适合农业经济时代,在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人"字前面应该有一个限制词:高素质的。当今世界,人口素质是最重要的国情。
  
  关于中华民族的素质,我们以前总是只说"勤劳勇敢",对于人口的低素质状况却讳莫如深。不错,中华民族确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热爱和平。不单这些,还有其他优点。但是,我们不应当犯片面性的毛病,而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最近有一个谈话,据我所知是高级官员在正式场合把人口素质作为国情来考虑。他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8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几亿之众!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他还说:"人力资本跟物力资本、金融资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即使不生产,它依然在消费。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些激动。我高兴地看到,我们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实事求是。
  
  既然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是高素质的人,而低素质的人则只能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为什么是破坏力?低素质人口不生产也一样要消费,摊薄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破坏的方面。城市下水道井盖屡屡被盗,被砸碎了当废铁卖,还导致行人受伤,这不是破坏力是什么?城铁的信号电缆屡屡被盗,致使城铁停止运营,这不是破坏力是什么?
  
  王忠明是从一个民族受教育程度的角度谈素质。这可以称作教育缺失型低素质。这一类型的低素质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在明朝以前,我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人口素质也比西方高。明朝中叶以后,我们在经济上落后了,人口素质也掉了下来。对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当代中国人没有责任。当代中国人的责任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
  
  人口素质还应该包括道德水平。道德在我国滑坡是一个事实,谁都承认。山体滑坡是一个可怕的自然现象,速度快,涉及面广,破坏性大。把公众道德的退化叫做"道德滑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法。这就产生了道德缺失型低素质。
  
  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所谓滑坡,也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妨做一个调查,选定两张严肃的报纸,收集一周的负面报道,看看有多少与这两方面有关。我做过粗略的统计和比较,发现几乎百分之百与这两个缺乏有关。无论是刑事方面的案例,还是商业方面的案例,还是社会方面的案例,几无例外。
  
  发达国家的一条经验,是公众的法律意识强,执法机构完善而且执法很严。这就有了秩序,不但减少了破坏力,而且形成了合力。在我国,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关系叫路子,也叫门路。关系多的人,叫做"路子野"、"门路广"。关系多,如鱼得水,事事顺遂;关系少或者没有关系,则寸步难行。在关系面前,什么法律法规,都成了摆设。所以,许多人都十分注意建立"人脉"。在我国社会,违法行为常常不被看作危险和耻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办法。暴力抗法的事情也屡有所闻。最近还听说歹徒居然敢追打警察。至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不法之徒,桌子底下就搞定了,不必动刀动枪。法律的权威不立,秩序就大乱,自有人乱中取利,更多的人是在乱中失利,严重的失去生存条件。这是关系文化,不是法治文化。
  
  再说诚信度。从报纸杂志上看,我们已经有许多人见证了,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相互之间有信任感,他们甚至表现得很轻信,很"傻"。他们面对素不相识的人,先是把他看作是一个诚实的人,自己也以诚相待,但一旦被他发现,这人不诚实,那他再也不会信任他了。他们还有一套机制,一个人干了无信的事情,这人在这个社会里就难以生存了。我们这里的程序刚好相反。素不相识的人,我不能信任,一定要熟悉以后,经过一段观察甚至考验之后才能相信。所以,我们习惯于相信亲戚、朋友、战友、同学和同事等等自己熟悉的人。但是,自从道德滑坡以后,我们连亲友都不敢相信了。因为,有那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专门骗熟人,谓之"杀熟"。更可怕的是,没有诚信的人,玩权术、施诡计的人,在我们国家往往不会受到惩罚,有许多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发达起来了,"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等等,已经是几年之前的社会生活总结了,如今又有了新的发展,真正叫做于今为烈。严酷的现实迫使做父母的不让孩子读安徒生童话,说孩子太善良太单纯了今后无法适应社会。还有些人大力提倡狼文化,叫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如此这般,人家的社会是越来越诚信,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不诚信,社会诚信度像山体滑坡一样,一泻千里。(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和国内政治中往往表现得很不诚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另文探讨。)
  
  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状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不知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其破坏力超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大致不会错。偷下水道井盖与淘空一家企业相比,与几十上百亿的贪污浪费相比,与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
  
  民族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的同志说,我国人口素质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须要几代人的努力。此话有理。文化有其稳定性,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待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有待于点点滴滴的积累。
  
  现在的人都喜欢听好听的,本人有点不识时务,说了一大堆扫兴的话。但我们看看,那些在建设和管理方面比较的国家,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总是不满意、不踏实,好像总是面临一大堆问题,好像天要塌下来了似的。有些年,我们曾专门报道人家自己说出来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在一天天烂下去。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烂下去,而是在忧患意识中发展起来了,发达起来了。我们自己却在一片叫好声中停滞不前或进步迟缓达数十年之久。这正应了一句老话: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也不能忘记。改革开放20多年了,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应该具备足够的自信力了,我们有条件和必要在心理上来一个转变,即不但要转变观念,也要转变心理。不要以为一说缺点弱点就会天下大乱。眼下,新闻媒体搞监督搞得有声有,天天都在揭露问题,天并没有塌下来。不但没有塌下来,反而促进了工作。更何况,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党所一贯提倡的。如果能真正做到实事求事,承认我们人口虽多但素质不够高,真抓实干,那么,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国民素质就可以有显著的提高。而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高素质的表现。所以,第一步要革不实事求是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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