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问鼎”的隐情 左宗棠曾想造反

             

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斓《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1860)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继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去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