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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原标题:程万军: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5——

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洪武十年,胡惟庸登顶中书省,正式被朱元璋拜为左丞相,成为群臣之首。

此时胡惟庸谄媚朱元璋,陪吃陪玩拉皮条,已经到了无耻地步,但那只是他个人行为,丢的只是个人脸,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可是铸成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耻辱柱。

程万军:胡惟庸令中国士大夫集体蒙羞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士大夫在君主面前,是以共治天下姿态出现的。唐宋时代,君臣对话,大臣是可以和君主一样,坐下来对谈的。但是到了胡惟庸这般时候,他却主动降下身段,跪着与皇帝对话。

有历史小说对“胡丞相自降身段”进行了生动描写——

朱元璋在乾清宫御书房召见胡惟庸。

“微臣胡惟庸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永远是那么诚惶诚恐,叩头请安五体投地。

“胡爱卿平身,赐坐。”

“启禀皇上,微臣在吾皇面前,犹如蝼蚁之见太阳,小草之朝圣岳,皇上以布衣取天下,堪比斩蛇起义的汉高祖刘邦;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之功,虽秦皇汉武犹有不及。微臣诚惶诚恐而犹为不及,岂敢贸然端坐?皇上您就赐臣站着回话吧!”

朱元璋非常受用,他说:朕没看走眼,卿家确是个干才。 好好好,你愿意站着说就站着说。

小说不是信史,肯定有演绎成份。但不管是不是胡惟庸开了个坏头,明朝丞相在皇帝面前最卑贱的,当属此人。史料确凿记载,明代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一席之地,只能跪着跟皇帝讲话,皇上坐着,他得站着,皇帝躺下,他才能坐下。士大夫必须在君主面前矮半截。从而加剧了士大夫的地位卑微。

胡惟庸深知朱元璋以旷世英主自居,所以不断攀登颂圣高峰,什么“功高岱岳,德被四海”等等等等。胡惟庸的吹捧,有时朱元璋也觉得有点脸红,不免要做下谦虚姿态,叫他多奏实事,“毋滥用侈辞”。

当然,姿态归姿态。对于这个丞相群中最听话最下贱的胡惟庸,朱元璋起初也是宠爱有加。朱元璋宠胡惟庸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九年,胡惟庸红得发紫之际,朱元璋经常约见胡惟庸,君臣二人无话不谈。有一次谈兴正酣时,突然,有个叫韩宜可的监察御史闯进门来,当面弹劾胡惟庸。称其“险恶似忠,奸佞似直”,要求将胡惟庸就地正法。这个韩御史是什么来路?他怎么敢叫板胡丞相呢?

韩宜可,浙江绍兴人。生于元末,因不满元朝腐败,所以拒绝为元朝做事。明朝建后,韩宜可出山,做都察院监察御史。在任职期内,他因刚正敢言而名震朝野。不管你权力多大,官位多高,都没有他不敢惹的人。韩宜可弹劾的人遍及朝廷上下,既有权贵高官,又有各路藩王。

谁给了韩宜可这么大胆子?正是朱元璋及其建立的言官制度。

韩宜可虽然刚烈,但并不傻。他清楚知道:监察御史是干什么的?就是做皇帝千里眼顺风耳,洪武大帝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并非为了培养那些没原则的老好好。他想要的,正是我这样谁都敢咬的“忠臣”。

所以韩御史抱定信念,“以锄奸显忠为己任”,展现明朝言官火爆刚烈的形象,他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骂得稳准狠。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骂急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要这些苦主驳斥,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实在骂不过老韩,所以这位韩大人斗志旺盛。

这一次,他要斗个大的——弹劾权相胡惟庸。

结果怎么样?没等胡惟庸开口,朱元璋先龙颜大怒了,当场对韩宜可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命锦衣卫将韩宜可拿下,打入死牢。敢诬陷我胡爱卿,活得不耐烦了。

当然,挑战胡惟庸的大臣不止韩宜可一个,还有礼部员外郎吴伯宗。

提及吴伯宗,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大明王朝首席状元郎,朱元璋钦点的第一个状元。

吴伯宗,公元1334年出生,江西金溪人。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吴可,是宋朝仕郎;父吴仪,是元朝进士,时称“东吴先生”。

吴伯宗自幼聪颖,10岁即能为文。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大明举行开国后的第一届开科取士,吴伯宗参加乡试名列第一,获得解元;次年殿试,因相貌堂堂、器宇轩昂,其殿试答题也洋洋洒洒,应对自如,深得朱元璋喜爱,遂被点为状元。作为明朝的第一个状元,朱元璋对他青睐有加,不但赏赐了一堆冠带袍笏,还封他为从五品的礼部员外郎。

吴伯宗表面性格温厚,实质外柔内刚,不依附权势,不迁就他人,哪怕遭受挫折也在所不惜。吴伯宗刚入朝时,正值胡惟庸当权弄政。这个吴伯宗觉得皇帝待自己不错,所以也有点恃才放旷,看不惯胡惟庸玩弄权术,不肯对胡惟庸人身依附。不仅如此,他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没想到,朱元璋不以为然。闻知此讯的胡惟庸反咬一口,说吴才子这个知识分子翘尾巴,打报告要求处理吴伯宗,结果朱元璋准奏,将其贬到基层工作。

为什么胡惟庸在朱元璋心目中超越了才子甚至开国功臣呢?

除了朱元璋用人标准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胡惟庸善于揣摩朱元璋心思。这里又显示了一个中国官场竞争定律,那就是:媚上者胜出定律。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能做事”。这些“会做人”却不怎么“能做事”的人,往往能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中成为常胜将军。

而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这个上级信赖对于下级官员人而言,高于一切、大于天。道理很简单,因为官出上级,科考只是取得了当官资质,实衔还得上级给予,且决定你的升迁。

所以,凡是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如何搞定升级?那就是人身依附,和领导零距离接触,让领导相信你是他的人。因此,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在这样的争上游人群中,以小人和庸人为主体的媚上者,其竞争优势就比功臣和才子大。能臣武将和才子们往往仗着自己的功劳和才气不屑于投机钻营,而小人和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心思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而人性中,有一个普遍弱点,那就是喜欢听悦耳的好话、领导们更是如此,再加上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更欣赏那些“会做人”者的表现。

由是,你对胡惟庸受宠上位就很好理解,一切都是封建人事制度环境使然。胡惟庸的媚上功夫,一般人做不到,也做不来。所以他的上位就不难解释了。

以媚上为能事的胡惟庸,当然也是个贪官。然而,铁腕反贪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受贿,却能网开一面。胡惟庸在主持中书省工作时,不少地方官都是他的人。其中,九江知府万清尧就是他的铁杆马仔。这人是个典型巨贪,贪到什么程度?国家粮食储备库的粮食都敢动,而且一笔就是几十万担。于是遭到举报,九江府瑞昌县知县王德玉上报中央,告发万清尧贪污税粮二十万担。

王德玉的奏章首先转到了中书省,执掌中书省正是左相胡惟庸,所有奏章都必须丞相审查一遍才上交皇帝过目,胡惟庸看到这个奏章之事后,大惊失色,召集同党,秘议后做假帐,统一口径,防止此事牵连于他,他也知道,扣下奏章是短效之举,朱元璋迟早会知道,所以不得不上报朱元璋。

朱元璋看到奏章后,派出监察御史江真清前去审查此案后,这个江真清没有韩宜可那么猛,他看出万清尧是胡惟庸的人,而朱元璋对胡惟庸正宠,胡丞相不好惹,于是在查案过程中心存顾忌,向朱元璋汇报中竟说王德玉是诬告,同时,胡惟庸又发动私党进行反击,弹劾王德玉,朱元璋于是断定,这是起诬告案,杀了王德玉。举报者被杀了。

此事过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得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重树廉政形象。前面讲了,胡惟庸执掌中书省,地方官员的升迁都得过他这道关。结果,也不知道哪个不开眼的地方小官,恰在反腐倡廉时给胡惟庸送礼,也不知送的钱少了,还是要的官大了,活该撞枪口倒霉,于是被胡惟庸当做行贿者典型给杀了,然后向朱元璋上交二两贿金:你看这个家伙多可恶,以为我是贪官呢。我深受皇恩,以天下为己任,严以律已,岂敢徇私枉法、卖官鬻爵?

胡惟庸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贪污,借杀送礼人以示清廉。而朱元璋有来无往非礼也,回赠“皇恩宠锡”匾额,可谓恩宠备至。君臣二人就这样珠联璧合,互相利用,不亦乐乎。朱元璋对胡惟庸宠到极致时,谁告胡惟庸,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举报者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老胡,这人告你,你看着处理吧。

这不明摆着让举报胡相者找死么? 如此,谁还愿白白送死呢?

总之,胡惟庸受宠时,那可真是君之宝贝,无人可及。没人敢在朱皇帝面前说胡惟庸半句坏话,因为反胡即反朱,谁告胡惟庸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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