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日本新年号“去中国化”？年号这事，本来就很中国啊

原标题：听说日本新年号“去中国化”？年号这事，本来就很中国啊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浩源】

2019年4月1日，时隔近三十一年后，日本颁布了新的年号——“令和”。这个令日本国民都有些感到疑惑的年号，据称典出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不论定的新年号雅训与否，作为一种古老的汉字圈文化，年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扮演着纪年的角色，古远犹新。在这里，就借东国“令和”之号，谈一谈年号的前尘故事。

首次从日本古籍里选年号，能不能算是“去中国化”？

按通说，年号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于前122年（元狩元年）记载，说汉武帝狩猎获一奇兽，以此事改元元狩。唐代大学者颜师古特意做注：“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清代学者赵翼考据说：在汉武帝之前并没有年号，元狩之前也没有年号，之前的建元、元光乃是追加的年号。但他也热情的评价道：“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这点出了年号最大的意义：次序纪年，便利社会。

过去用干支、岁星，都会有一个重复的周期，往往会出现多个一样的年份，容易引起混乱。汉武帝前的帝王用某王某年的方式纪年，不足以彰显天子受天承命，依自己的意志统治国家的大一统特点。年号依帝王次序排列，通常正统王朝不会重复使用过去的年号，便可将时间有序串联，记录天下国家大事，至于万世。

元狩到底是不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年号，从颜师古做注开始，这就是一笔糊涂账。（北大名宿辛德勇老师，索引发扬，认为迟至太初才建号；有的老师认为元鼎、元封才是真正使用过的年号）但自年号制度实施起，帝王以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理想为基础，佐以祥瑞时运、典故制度，建立年号。年号通常两字，三字年号乃至七字在历史上都曾经见，如王莽的“始建国”、武则天“万岁通天”、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据说王莽的“始建国地皇上戊”足有七字，堪称最长。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世界范围内看是日本的“昭和”足有六十四年，我国则以“康熙”为久，长达六十一年。使用最短的年号，较难细考。就史料，唐朝有一个散见于墓志铭的“永新”年号，在德宗驾崩之后使用，据推测是次日废止。查金末帝完颜承麟有一个“盛昌”年号，然而完颜承麟在位不足一个时辰，金国即告灭亡，如果真的颁布过“盛昌”年号，那么这个年号存在不足半日，可谓最短者。

我国存在过的年号，按李崇智先生的考证，总共有800余个，正统王朝年号316个。《辞海》考证年号有911个。再加上日本、越南、韩国存在过的年号，总数接近1500。可见，年号自汉武帝起传承至今，已不仅仅是一种纪年方式，还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政治制度，是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传统。

建立年号，意味着前一个纪年废止，一切走向新纪元，建年号又被称为建元，改年号被称为改元。通常情况下，皇帝开国、改朝换代为建元；内部按需要改变年号（如新皇即位）是改元。年号的根本目的是记录时间，通常“建元”意味着朝代更替，有可能将过去一个王朝的历法制度废止，新的历法制度和新王朝的年号一起颁行天下，此时会当即使用新的年号。

而在一朝之内，为了方便记时，通常不在当年年内改元，因为一年多号，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在前一年提出改元时，往往会指定次年元月元日为新年号的使用起点，新旧交替之间，旧的年号照常使用，待到时自动更换年号就可，提前告知，也是方便社会生产生活。这被称作“逾年改元”。

这种“逾年改元”的模式也不是没有打破的时候，比如唐代就有过七次“当年改元”，而且有时一年之中换了三个年号。这一类改元急迫、紧促，通常是为了巩固权力或者刷新政局所用。武则天在位时屡屡改元，是为了标榜皇权在自己手中号令无阻，也彰显皇权天授的合法性。而中宗、少帝、睿宗的政治更迭在一年之中引发了两场政变，为了表明政权的唯一性，不断更改年号。还有更特殊的追加年号的情况：唐顺宗在德宗驾崩后即位，但其已经身患重病，还没来得及次年改元，就被宫廷政变推翻退位。退位后，当年八月草草改元，与前朝做区别。

皇帝改元，无非是政治变动、制度改革、军事胜利、灾难祥瑞、祭祀宗教、个人喜好、迷信学说七种主要原因。而且就改元来讲，远比改变月日运转的历法，成本要低，而同样能起到宣传政治合法性、巩固权威的效果。

就这几种原因，举实例而言：新旧皇帝更替，一朝天子一朝臣，改年号是理所当然的，但改易年号还是存在更深层的政治判断，比如新的皇帝是不是需要继承老皇帝的政治主张或扭转政治风气。南宋孝宗受高宗禅让，以非亲生子为帝，对高宗非常感激，为表明对其的感激和意志的遵循，即位的新年号为“隆兴”，从宋太祖的“建隆”，宋高宗的“绍兴”年号中各取一字，表明继承祖宗之心。

在一朝一帝之中，皇帝也可以改变年号以表明政策、立场的改变。还是宋朝，北宋哲宗皇帝早年年号元祐，乃是宋朝的反对变法的旧党，在哲宗幼年所定年号。元祐末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厌恶旧党，为表明尊崇新法，改元“绍圣”，即继承父亲神宗变法改革意志之意，也是向朝廷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也有时，皇帝会废止乃至削除某个年号，如明世祖永乐皇帝篡位后，有意识地在官方文献中削除了“建文”年号，以“洪武”代之，以至于明代的某些典籍中，或将洪武续至三十一年以后。

永乐皇帝

当然，重要制度的变革也会引起年号变迁：唐高宗乾封三年，他进行了一次朝会制度改革，认为这是对过去制度的归纳、提炼，下诏明年改元“总章”。王朝取得军事胜利，也往往改年号，代表人物是唐代的武则天。有可能是因为武则天的武功不是那么突出，败绩频繁，往往有胜时，动辄改元。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族叛乱，打得很艰苦。直到契丹族内部发生内讧，杀死叛乱头目孙万彻，这场战争才勉强胜利。尽管军事很狼狈，胜利很尴尬，武则天还是决定改元“神功”——神之功绩，有些黑色幽默。

据传的第一个年号元狩，是因“祥瑞”而改元。自董仲舒以来，发挥孔子“获麟”、天人感应的传统，自然界有奇异之事，无论好坏祸福，都与统治者的合法性挂钩。“祥瑞”通常为奇花异草、神物怪兽、罕见天文，具体而言就是龙啊，凤啊，雀啊，宝啊之类。汉宣帝改元“五凤”、魏明帝改元“青龙”都是与祥瑞、天文相联系的。有时候统治者心虚，需要为自己制造祥瑞，来证明合法性，也会借“宝”改元。

祭祀和宗教，是与礼仪和信仰相关的改元。比如礼仪中地位崇高的“封禅”，往往是皇帝体现盛德的大事，唐高宗、武则天、宋真宗都曾因为封禅名山而改年号。有时候国家动荡不安，皇帝也希望改元来提振国家元气，为国家祈福。唐末的”天复“、”天祐”年号，即希望风雨飘摇的唐朝江山能够得天垂怜；近世明代崇祯、清末的咸丰、光绪，也有祝愿国家振作，皇威重彰的意味。

还有些祈祷性的年号是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也带有一定迷信色彩。西汉有重方术，好经谶的风气，汉哀帝就曾经按照方士和儒生的意见，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四字年号“太初元将”。武则天晚年身体不佳，希望增加寿考，就颁行了“长寿”、“久视”这样的年老，为己祈福。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对年号的影响，两汉魏晋，有经术谶讳之学，到了南北朝，佛、道逐步发展兴旺，统治者开始吸收佛道宗教，来制定年号。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定年号“太平真君”，即是认为道教徒寇谦之所说的“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之言不虚，在灭亡赫连氏夏国后，当即改元太平真君。尽管此真君不是后代道教的真君，但此后，年号的确开始和宗教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以来，佛道大兴，依宗教建元之事常见，有学者考据，隋朝的第一个年号“开皇”，也与彼时的道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唐代姓李，以道为国教，唐高宗曾以”弘道“为年号，而在颁布年号的诏书中，唐高宗特意强调自己是李耳的后代，应当有弘道的责任，这个道就以道家之道为主了。

唐玄宗李隆基为人长寿，但是在统治后期，本人也在积极追求长生，沉浸在国家鼎盛的迷梦之中。开元二十九年，以李宪为首的两位兄长先后去世，玄宗皇帝抓紧了自己的求仙进程，开元三十年，唐玄宗立马借口获得道教灵符，改元“天宝”。比起祖父“弘道”的意愿来看，唐玄宗直接表明自己乃是受道教符箓而治理国家，道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年号中可见一斑。直到宋代，好道的真宗皇帝，仍以获得“天书”为名，改元“大中祥符”，大规模建立道教宫观，彰显“盛德”。

武则天是李唐的媳妇，也是大周的皇帝，一方面既有道教的基础，选用过一些道教年号；但另一方面在宣扬合法性，代唐革命的行动上，运用的是佛教做鼓吹手。武则天准备取代唐朝之初，以弥勒佛降生为口号，俨然圣人。等到了登基称帝，取得一些功业以后。武则天迫不及待的改元“证圣”，同时为自己上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乃是弥勒佛、“证圣“乃是证入圣果之意。一表一里，足见即位之初，武则天需要用佛教来神化自我，不断暗示自己“弥勒佛转世”的神圣性。

年号是一门学问，从唐朝开始就有《古今年号录》、《历代纪元汇考》、《历代建元考》这样的专业研究书记，供查览考据。而制定年号更是一门大学问，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它关乎国家走向、历史进程、社会安定、人心向背。制定颁布年号，有时是人主一人主张，有时是臣下建言。

宋代时，政典记录较为丰富，年号拟定通常是由宰执大臣、翰林学士草拟，最后交皇帝拍板。到了北宋中后期，已经形成了拟成多个年号，教皇帝挑选的传统。到了清末，著名的年号“祺祥”仍然是由顾命八大臣中爵位、宗支最为亲尊的怡亲王载垣拟定。有趣的是，日本的上一个年号“平成”就是九百多年前曾经进呈到宋神宗面前的年号之一。

高官、学者们拟定年号，一般要从儒家经典中找典故、美字，多出自《易经》、《尚书》，有时候也见《诗经》；也可以从道教、佛教经典；乃至是祥瑞和目前的重大事件中去拟定。越往后的王朝，拟定年号多用儒家经典典故，通常可以扩张解释为四字成语，如明代的万历年号，就是“历世长久，万寿无疆”之意。当然，以时事为素材改元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比如清末“同治”年号，即是取两宫垂帘与皇帝同治的寓意。字美、寓意好、动听，是拟定年号的一个要求，宋神宗曾经以平成之成字，寓意不佳为由，否定了这个年号。

唐朝德宗皇帝时，首创了一种取前代年号的字，结合成本朝年号的制定方法。他取太宗皇帝“贞观”之“贞”，玄宗皇帝开元之“元”，合成“贞元”年号。寓意美好，也包含着对两位治世之君的推崇。宋朝人取此习俗。从哲宗取神宗“元丰”之“元”，仁宗“嘉祐”之“祐”，改元“元祐”起，宋人就常以此法拟定年号。而后“崇宁”、“隆熙”、“乾道”等都是依此法改元。尤其南宋诸帝的年号，大半从祖宗年号里来。这种独特的拟定法非常能够体现宋朝对“祖宗家法，先君之道”的重视。近代伪满洲国建立时，溥仪称帝，改元“康德”，也是类似的方法：以“康熙”之康，和光绪皇帝的庙号“德”，二字合并，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法统所在。

年号运作千年，影响深刻，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有的至今仍见。明清以前，皇帝改元较频繁，一帝屡屡数元，称呼不便。到了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一世一元的习惯，皇帝的年号时间长又通行，形成了以年号代指帝王的习惯。人们习于称“乾隆帝”而不称“高宗纯皇帝”了。古代改元，往往会大赦天下、赏赐官僚百姓，以体现太平仁德。这些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甚至是改革积弊的开始。而年号也会留在地名之上，今天陕西淳化县、浙江绍兴市、庆元县、上海嘉定县、福建政和县、以及天下著名的景德镇，都以宋代帝王的年号命名。

中国建元立号，在帝国时代，还会辐射国内民族和周边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形成年号传统。我国过去存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有的国家曾经是古代王朝的藩属，作为藩属国，直接使用当时中国所使用的年号，比如朝鲜王国在1896年之前，一直使用明清两代与之同时的年号，这是政治影响力的象征。而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纷纷拟定自己的年号。越南从前李朝有年号天德，到丁朝以太平为号起年号不断，直至保大皇帝退位，也执行了近千年的年号制度。

日本自大化改新起，逐渐形成制定、使用年号的习惯，形成了一套引经据典、儒官拟进的完善制度。从“大化”到“令和”，日本已经颁定了250个年号，随着天皇制的存续，年号制度或将继续维续下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还在使用年号的地区。（按我国台湾地区行民国之纪年，不应视作年号。）

茂陵荧火，宫室丘墟，年号寄托或成就过的盛世早就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再美好的文字，往往盖不住风雨飘摇、腐败动荡的事实。我国作为年号的发祥地，年号已经走进了书堆，是重要的文化和研究要素，但东邻日本，年号依然老迈而鲜活地存在着。礼与非礼，雅与非雅，在现代社会见证拟定年号，改制新元，是一件充满冲突感而颇生奇异的事情。平成三十一年即将进入尾声，令和元年即将开始。令者嘉也，和者平也，不管他出自何典，是否尽如人意，这两字背后美好和平的寄托，在局势纷纭的当下，亦是良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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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诸寅啸，《两宋年号述论》，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王晓，《唐代年号研究》，西南大学，2015年4月

冯天瑜，“明清年号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三期